互联网医疗市场 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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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之后，各地随之推出优化“互联网+”审批流程的举措，意在打通“互联网+”审批环节的障碍。但由于“互联网+”涉及行业相当广泛，在条块分割管理体制的背景下，政出多门，造成政策不衔接、碎片化，有些政策早已过时等问题，以至于“互联网+”实际运作中有热度、没力度，落地运营步履维艰。
其中，如何发挥互联网在远程医疗领域的优势，缓解优质医疗资源紧缺、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是一个亟待厘清和解决、关乎民生的系统性问题。但这涉及大型医疗设备配置许可、远程医疗准入、医保统筹、价格制定、his系统接入、评估监管等诸多政策，牵一发动全身，以肿瘤精准放疗云平台建设为例，其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可以说是“互联网+远程医疗”推进过程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互联网+远程医疗”的现实障碍
我国肿瘤确诊率逐年提升，已成为我国人口的第一死因。据国家癌症中心副主任赫捷院士、全国肿瘤登记中心主任陈万青等共同完成的、近日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临床医师癌症杂志》(ca)上刊发的《2015年中国癌症统计》显示，2011年，我国新发肿瘤病例337万，比上年增加28万例;平均每天新发病例约9233人，每分钟有6人被诊断为癌症。估算我国2015年有429.2万例新发肿瘤病例和281.4万例死亡病例。肿瘤三大治疗手段，手术、化疗与放疗的国际适应症比例均为70%，而我国放疗开展不足30%，恶性肿瘤死亡率148.81/10万。
我国城市肿瘤发病率高于农村，而农村死亡率高，西部肿瘤死亡率高于中东部，这些都与农村和西部地区医疗资源不足、诊治水平不高有关。为缓解优质医疗资源严重紧缺现状，提高恶性肿瘤生存率，提升基层医院诊治水平，减轻医保和个人经济负担，利用互联网对优质医疗资源进行整合，实施远程诊治，无疑是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我国自主研发的“互联网+远程医疗”思维模式下的精准云放疗平台建设应运而生。
该平台旨在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手段，整合国际国内优质医疗资源，研发精准云质控、精准云计划等一系列网络信息系统，为基层医院和患者提供精准放疗方案，并通过对放疗实施全程指导、实施、评估和监控，使肿瘤诊断治疗不出县，提高生存率，是目前国内唯一的放疗质控管理系统。同时，通过该平台，也可对物理师进行全方位的指导和培训，提高基层医院和医护人员的放疗水平。但在建设中却遇到各种障碍。
缺乏放疗规范化诊治指南和质控国家标准，诊疗效果难以评估，成为“互联网+”发挥优质资源规范化整合及标准化输出作用难以绕开的基础性障碍。
“互联网+”平台最大的优势是具有强大的资源整合作用，如何使这一特性发挥得更好，缓解优质资源紧缺现状，首先遇到的就是标准问题。我国尚没有统一的精准放疗国家标准，各地规范化诊治和质控标准差距较大，精准云放疗平台跨地区执行很困难。在难以对各地诊疗效果进行保障和评估的同时，其本身的权威性和诊治质量将可能受到质疑。美国等发达国家都有肿瘤精准放疗国家标准，美国医学物理学会(aapm)、美国放射治疗技师学会(asrt)等就是代表国家负责制定这类质控标准的组织。我国国家癌症中心下属国家肿瘤规范化诊治质控中心准备制定相应标准，由于人员、经费、审批等多头管理，各相关机构职责划分不清等因素限制，困难重重。即使是出台了相关标准，鉴于目前国家质控中心行政主体和权力不明确，各省市自治区质控中心建设不完善等问题，执行仍是个难题。
大型医疗设备配置许可证制度，限制了肿瘤放疗相关设备的合理配置，基层医院设备严重不足和老旧程度较高。
2011～2012年，我国接受放疗治疗的肿瘤患者约为56.9万人，不到需要接受放疗人数的30%，放疗设备不足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我国大型医疗设备长期实行配置许可证制度，其中甲类如质子治疗系统、pet-ct等，乙类直线加速器等均与肿瘤放疗直接相关。我国目前医用直线加速器保有量约为1900台，能够开展精确放疗的仅500台左右，且集中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和地区。由于配额稀缺，造成无效需求被激发，真正的需求被压制。随着我国大型医疗设备配置许可证制度改革，医用直线加速器在2020年前有望达到4000台，但现有设备不断老化淘汰，仍然有较大缺口，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的拥有量和合理配置仍存在问题。通过精准云放疗平台进行资源整合，提高已有设备利用率，是重要出路。
我国现行远程医疗政策、法律责任和放疗定价体系不健全，公办医疗机构参与动力不足，社会资本进入难，持续发展难。
依托信息化技术开展远程医疗服务，是提高基层医疗服务水平，解决基层和边远地区人民群众看病就医难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2010—2014年，中央财政投入8428万元，支持22个中西部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立了基层远程医疗系统。针对1999年原卫生部的《关于加强远程医疗会诊管理的通知》中存在的问题，2014年8月国家卫计委又了《关于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进行补充完善，但仍然规定只能在医疗机构之间开展远程会诊。由于大型优质医院少、专家时间成本高、远程诊疗法律和责任认定不健全、责权利不明确等原因，导致公办医疗机构参与动力不足。同时，远程放疗收费定价不符合市场规律，按照现行的专家会诊模式进行，社会资本难以进入等问题，不利于建立多样化的远程医疗商业模式。这些问题导致我国远程医疗的开展初期热情较高，持续性不强，发展较慢。
我国各地医保与合作医疗标准不统一，报销项目与比例的审批和执行严重滞后于新技术的发展，制约了新技术的推广与应用。
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地医保标准不同，定价范围和标准也不同，对肿瘤放疗诊治项目的报销范围和定价，各地差异较大，部分地区仅有适形放疗定价标准，三维适形与调强治疗等新技术的定价和报销制度缺失，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城乡低收入家庭患者没有能力得到较好诊治，难以享受基于“互联网+”的远程医疗优质资源提供的好处。同时，客观上起到了鼓励基层医疗机构发展较低水平治疗手段的作用。另一方面，各地医保报销项目和费用比例随着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扩大和提高，但审批过程缓慢，严重滞后于新技术的发展和使用，形成新技术推广和应用难，是“互联网+远程医疗”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
缺乏远程医疗信息共享政策和规则，一些地方医院重局部利益轻整体利益，重医院利益轻患者利益，医院管理信息系统接入和信息共享困难。
医院管理信息系统(hospital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his)，是利用计算机和通讯设备进行联机操作，为医院提供病人诊疗信息和管理信息并满足授权用户需求的数据共享和交换平台。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一些大医院相继在100m快速以太网上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医院信息系统，目前绝大多数大中型医院都建立了his系统。最近几年，大型医院建立起医学影像信息系统(picture archiving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s，简称pacs)。his、pacs等是远程医疗必须依托的信息交换和共享平台。一些地方医院基于防止本地患者资源外流等方面的考虑，通常以信息安全为由，拒绝打开his接口;一些处于优势地位的医院又缺乏利用该系统为患者服务的主动性和紧迫感。我国目前尚没有以远程医疗为前提的his接入和信息共享制度与政策保证，业内也没有能够达成共识和共同遵守的实施规则，各地各医院花费大量资金建立的his系统不能很好地发挥应有的信息交换和共享作用，制约了远程医疗的发展。
远程精准放疗人才极为匮乏，技术评价、考核和等级认定体系尚未建立健全，放疗效果评估、监督体系缺位。
目前，我国约有70%的确诊患者接受放疗，平均每人花费至少5万元，仍有1/5的患者死于癌症，这与放疗物理师人数匮乏、技术能力良莠不齐有直接关系。按国际标准，提供放疗服务必须配备的人员包括医生、物理师和剂量师，我国物理师则兼任剂量师工作。2011年，我国有大约1161个肿瘤治疗中心，接受放疗治疗的患者大约56万，却只有1887名物理师。2014年，国内放疗单位增至1579家，每年增长约12%，物理师约2400人，增长约10%，物理师匮乏形势更加严峻。放疗技术对物理师的要求越来越高，基层医院放疗医护人员、物理师专业培训需求强烈，但规范化的培训周期至少半年到1年，大型医院的培训提供能力非常有限，加上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培训方积极性不高，很难满足培训需求。通过精准云放疗平台培训和培养人才，显然是“互联网+远程医疗”的优势之一。
如何推动“互联网+远程医疗”
针对现实困局，需要对推动“互联网+远程医疗”的相关政策和制度进行整合。
制定国家标准，建立“互联网+远程医疗”分级质控体系。一是利用专业资源，依据国外先进的放疗标准，参照rtogtg142tg100等成熟标准，由国家主管部门牵头，相关部门参与，委托专业学会研究制定详细的行业标准;二是选取试点单位，试行修订后确定为国家标准，予以实行;三是根据医疗机构的技术能力和设备配置状况，建立与“互联网+远程医疗”相应的评级与质控体系，确定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开展“互联网+远程医疗”的范围和项目级别，按级别提供诊治服务。
进一步简政放权，将大型医疗设备配置许可审批制改为准入制。同时，严格“互联网+远程医疗”初期准入标准，进行规范化试点。一是参照鼓励社会资本办医院的相关政策，允许各级医疗机构根据自身条件和需求，采购配置放疗设备。对基础条件较好的医疗机构，可实行先购置后准入;二是严格肿瘤远程诊治的监管和准入体系，由国家委托专业机构进行评估，对达到相应技术和设备标准，有条件进入“互联网+远程医疗”系统的，核发相应的医疗服务范围许可;三是由国家卫计委等相关部门牵头，选择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和互联网企业进行试点，可以“肿瘤精准放疗云平台”建设为试点项目，取得经验，逐步推广。
配套出台“互联网+远程医疗”项目的定价范围和标准，缩短医保目录更新时间，发挥市场定价机制作用。一是国家有关部门应加快制定和整合“互联网+远程医疗”政策体系的节奏，尽快制定出台推动政策，修订障碍性政策;二是缩短医保目录更新时限，在总体费用控制的前提下，结合相关的医保政策，按优化、便捷的方式调整医疗定价体系;三是把该放给市场的放给市场，可以按市场需求调整定价的，尊重市场规律，由市场机制定价。
打破医疗数据封锁、割据局面，加快建立医疗数据共享平台，实现县级以上医院医疗数据联通共享。一是出台互联网企业与各级医疗机构合作共享医疗数据的鼓励政策，拆除实现远程医疗的地域、层级间数据封锁的政策“藩篱”;二是出台医护人员主动运用互联网开展诊疗的鼓励政策，将“互联网+远程医疗”模式渗透到诊疗一线;三是通过专业的医联体等组织，建立专业性的分科医疗数据共享平台，首先实现专科诊疗数据共享，降低诊治成本，提高治愈率;四是逐步实现医疗服务消费者端的数据标准化和共享，通过满意度调查、患者跟踪回访等，为医疗机构的诊疗效果和医护人员水平评估提供依据，实现有效监督。
加强“互联网+远程医疗”操作规范培训，严格医护人员上岗体系，推动专业行会成为技术规范化培训及考核评价的重要主体。有计划、有组织地加强医护人员培训与考核评价需要从4个方面入手：一是从战略高度认识这一问题，列入国家人才培养的相关规划，制定中长期发展目标。同时，委托相关机构与互联网公司合作，根据规划组织规范化的专业培训;二是作为医疗机构考核评价指标之一，定期对医护人员“互联网+远程医疗”的操作能力和水平进行考核和评价;三是在专业技术职称评定指标体系中增加相关指标，提高医护人员学习“互联网+远程医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四是充分发挥行会作用，鼓励相关行会成为“互联网+远程医疗”培训及考核评价的重要主体，既有利于推动行会自身发展，又有利于规范化标准的普及、落实和评价监督。
互联网医疗市场 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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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问诊无需到医院排队，健康咨询通过手机访问就能完成，甚至连血压、血糖等常规检查也能在手机上完成……网上看病的形式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这些正在变为现实。
近些年来，网络除了给大家提供新闻、娱乐等素材，它的角色也在逐渐延伸――网络看病。这一新兴的应用技术备受关注，不仅仅是因为新鲜，更重要的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是它是否真的能起到“看病”的作用。众所周知，它的背后关系到最为宝贵的生命。
“看病难、看病贵”久拖不决，传统医疗体系在“互联网+”创业者眼里到处都是痛点。互联网巨头们从2014年起就发起对互联网医疗强势抢滩，谋求先机。春雨医生、好大夫、挂号网、丁香园等网站一早进入移动医疗行业抢占市场，而传统医院也在加快“触网”行动，从体制内发动对“互联网+”的“逆袭”。
网络医院试水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把医院“搬家”到网上，挂号、支付等均可在手机等移动设备上搞定;广东省中医院把中药待煎配送也搬上网，为患者节省看病时间……与这些医院利用互联网优势来优化院内流程，缓解患者“看病难”问题相比，依托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建立的全国首家网络医院――广东省网络医院，有更大的“野心”。这家采用“医生视频问诊+患者就地购药”模式的网络医院，开业以来受到的关注远超他们自己的预期。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明年目标是建3万～5万个远程诊疗点，而最终的目标是实现患者在家即可找医生看病。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是全国第一家获得网络医院批准的医院，于2014年10月底开业，在运行近半年的时候，该网络医院就已为11492名患者开出了8172张处方，现在每天受理患者超过1000人次。这是一个无需来医院挂号看病的互联网平台，通过安装在社区医疗中心或者连锁药店等网络就诊点的视频终端，患者可向在线医生求医问诊。之后，网络医生的处方通过打印机打印出来后，患者持处方去药店买药。目前诊疗费免费，候诊时间人均10～20分钟。
“刚开始时谁都看不准。”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广东省二医）的员工说的是股价，这其实也代表了不少医生最初对网络医院前景的看法。2014年12月3日，广东某公司宣布参股广东省二医网络医院后，股价从13.75元飙升到52.70元。“很多同事后悔当时没买”。
彼时，这一全国首家获卫生计生部门许可的网络医院，在经过一个多月试运行后，于2014年10月25日正式上线。刚开始，接诊医生对网上看病有所顾忌，一名消化内科博士一个星期才开出两张处方。
“太草率了，会出大问题的！”面对无需当面诊断的新手法，一位不愿具名的医生说，这种网上诊疗有风险。而在该院院长看来，任何改革和创新都是有风险的。
大家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广东省二医试水网络医院会引起如此大的关注。
一开始不少医院员工也不知道网络医院在做什么。一位老人在一家药店看了病后来到省二医咨询网络医院的事，导医台医务人员说没有这回事，老人以为自己被骗了，院方回访得知后才向老人解释清楚。后来该院开大会时专门向全院通报了网络医院的情况。
“网上看病会有很多信息缺失。”虽然也在做网络医院，深圳市人民医院网络医院负责人的态度非常谨慎，其网络医院主要是做患者管理和健康咨询，“我们根本不做这个事情（网上诊疗），医疗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
网上直接给患者看病靠谱吗？王医生在省二医网络医院出任网络接诊医生，他说，“（对网络看病）不排斥，也不是很积极，当时觉得网络看病有局限性。”而对于不少西医医生而言，更是难以适应，不少医生一到互联网上就不会看病了。
后来，该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张胜明要求网络接诊医生转换思维：“假如你就是一名赤脚医生，也没有那些检测设备，这个患者现在很痛苦，假如也就是常见病，你能不能判断得准？”慢慢地，网络医生的日接诊量上升到了五六十人，多以常见病为主。
得知广东省二医要搞网络医院，该省卫计委有领导一开始也非常反对，“但现在，他们都鼓掌欢迎。”张胜明称。
互联网医疗成为投资热点
今年7月4日，国务院办公厅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到2018年在健康医疗领域互联网应用更加丰富、社会服务资源配置不断优化的发展目标。《意见》重点提出要推广在线医疗卫生新模式，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医疗卫生服务，支持第三方机构构建医学影像、健康档案、检验报告、电子病历等医疗信息共享服务平台，逐步建立跨医院的医疗数据共享交换标准体系。同时，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积极利用移动互联网提供在线预约诊疗、候诊提醒、划价缴费、诊疗报告查询、药品配送等便捷服务。
而近日的《2015中国互联网医疗发展报告（第二版）》指出，当前医疗卫生资源分配的失衡是导致医疗服务中“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的关键，互联网医疗必将推动医疗卫生服务模式和管理模式的深刻转变，在重构医疗新秩序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资本看准了互联网医疗这个蓝海市场万亿级的想象空间，公立医院也从中看到了机会。广东省网络医院目前正在快速布局“抢占入口”， 已经在全省21个地市布点1700个，日均门诊量超过1000人次。依照计划，明年广东省网络医院将完成3万～5万个诊疗点的建设。
为复诊患者提供线上诊疗的浙江宁波“云医院”在今年3月11日也正式运营，不过，在“云医院”上网上诊疗须是诊断明确的慢性病，另外须是复诊患者，且事先须与医生签订服务协议。
最近一两年，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公司纷纷重金砸向互联网医疗。另外，类似好大夫在线、春雨医生等移动互联网医疗产品也纷纷面市，但按照相关规定，他们目前只能做网上健康咨询。
网络医院助力分级诊疗
据介绍，广东省网络医院目前采用的三方合作模式，省第二人民医院提供在线网络医生，深圳友德医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网络平台，省内数十家连锁药店提供网络就诊点。患者在建有就诊点的药店，可以通过视频向网络医生问诊，医生开出药方，患者可当场拿药。
张胜明介绍，患者的满意率接近百分之百。现在来看，“网上看病靠不靠谱”成为一个伪命题，更需要厘清的是网上诊疗适合看哪些病，如何让远程诊断更精准。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院长田军章在一个论坛上介绍，前往大医院看病的人数众多，但真正需要到医院来诊断的不足30%，很多医疗行为可以在社区完成。而网络医院正在构建基于互联网的分级诊疗，轻症可以由网络医院医生远程诊断开方，患者拿处方直接在药店买药;需要做检查的患者转诊去二级医院，更严重患者的转诊到三级医院。分级诊疗可以提高医生工作效率，也能缓解大医院看病难、排队多的问题。
“我们医生至少都是有三五年临床经验，常见病怎么有搞不定的呢？”张胜明对网络医院医生工作进行了细分，医生通常只处理感冒、痛经和慢性咳嗽等50种常见病和慢性病。
如果遇到网上诊断不了的疾病，他们会建议患者去医院检查。“只要是医生明确开了药的，就是有相对把握的。”张胜明认为，网上看病风险可能会比现实中高一点，但医院会通过这些方式把风险降到最低。
另外，有医生出于规避风险考虑，会适当夸大病情，院长田军章也称：“不能因为有风险而不去尝试，改革和创新都是有风险的。关键是如何来把控风险，把风险降到最低程度。”
远程诊疗设备将迎来春天
远程医疗要做到诊断准确，医疗级可穿戴设备至关重要。之前有媒体报道，一位扁桃体发炎的患者张开嘴巴打算让视频那头的医生看病时，医生说：“不用看了，看不见。”但随着技术的发展，远程医疗诊断将摆脱这些被业内认为“玩具”级别的设备。
张胜明介绍，广东省网络医院与华南理工大学的科研团队开展合作，已经设计出几款用于远程医疗的产品。其中，远程电子听诊器已开发完成，正在寻求厂家生产，“前期会少量生产一两百个试用”。此外，还有用于远程探查口腔、鼻腔的窥镜，用于中医远程把脉的脉诊仪等仪器，还在设计开发中。张胜明透露，远程窥镜类似于“一支笔长的视频设备，前端使用医疗级的一次性卫生材料，能放入口腔让医生清楚检查咽喉、牙齿等，高清摄像头还可拍下照片，让网络医生更清晰地判断患者病情。”。
老年慢性疾病的监护与治疗占据较多的医疗资源，随着我国老龄化加剧所需的医疗资源可能会逐年增加;近年来“三高”人群数量增加较快，对他们的持续监测和治疗是传统医疗难以破解的难题。最新的互联网医疗发展报告也指出，医疗级可穿戴设备可以介入到慢病的医疗诊断-监测-治疗干预的全过程，帮助医生和患者进行慢病管理，发挥更大的作用。
c2c远程看病仍有多道难关
当然，网络医院要构建c2c（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电子商务）的医疗模式，还需要破解几大难题。
首先，从政策方面来说，目前国家卫生政策只允许执业医师在医疗机构内行医，医生在家行医开药方，属于非法行医;其次，网络诊断开出处方，一旦发生医疗事故谁来背责？医生个人是无力承担的，未来是否可能有商业责任险来兜底？
另外一个现实的问题是，随着诊疗量的激增，网络医院也面临缺少医生的境地。“目前网络医院的患者需求量开始激增，个别远程医疗点甚至出现排队、轮号的情况。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医生数量不足。”张胜明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正在抽调医院内能够抽调的其他医生，进入到网络医院专家团队里。而随着医生多点执业的开展，这个平台也鼓励更多其他医院的医生能加入进来。
如何保证网络医生的积极性？为了吸引医生，网络医院开出的薪水往往比医生原科室高一到两成。张胜明提出，除了在薪酬上有基础保障外，未来不排除用股权激励的方式来激发医生的积极性。“其实跟临床医生相比，网络医生的工作也相对要轻松一些。”由于大部分需要处理的都是轻症患者，网络医生以主治医师居多，也不需要占用过多优质医疗资源。从分级诊疗的角度看，对医疗资源的合理利用更有价值。
“目前只是互联网医院的初级阶段。”张胜明如此断言。未来的医疗，可以逐步实现轻症在网上看病，需要做检查的去基层医院，最终患者实现真正分级诊疗，到时候，三甲医院取消门诊就只是迟早的问题了。
院长田军章则相对谨慎，他认为，“网络医院”是医改背景下新的探讨和尝试，要充分利用医院成熟的机制防范风险，控制风险。互联网应用于医疗领域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但它只是传统医院服务方式的补充，不能代替传统医院诊疗。
2015年1月，深圳市卫计委表示，今年将研究制定“网络医院”建设方案。该委的设想除了健康管理、网上咨询、医疗机构的远程诊疗等外，还计划将医生以个人名义的网上诊疗也纳入监管范畴。
互联网医疗市场 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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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普华永道的评估报告显示，到2017年，全球移动医疗市场规模将达到230亿美元，中国则有望达到25亿美元。2015年是我国“十二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也是医疗健康行业“攻城拔寨”的一年，但其中涉及到“互联网＋”的领域更是风起云涌。
互联网医疗的2016：一个供给侧的视角
作为一个被资本强力催长的分支，互联网医疗在中国的发展本身并不具备成熟的条件。虽然，中国医疗市场的变革正在展开，市场的需求也远高于供给，但互联网医疗的发展远未到达爆发的时点。在欠缺成熟催化剂的前提下，目前被资本强力推高的公司正面临巨大的发展模式可持续性挑战，2016势必将成为互联网医疗涅重生之年。
医疗市场的走势
要理解互联网医疗未来发展的方向，必须首先理解中国医疗市场未来的走势。鉴于中国长期的老龄化和医疗服务需求的高涨，套用供给理论可能更适合作为医疗市场分析的框架。供给理论强调改善供给能力来调整需求，好的供给自然能带来需求，通过降低政府对资源的支配，加强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来达到良好的治理效果。供给侧改革初期治理的核心是淘汰落后产能并通过市场优化产能供给，而政府在多个渠道降低直接管理，鼓励创新，更多的转向以监管为核心的治理模式。
在医疗服务市场，需求并没有下降，反而在节节上升，但有效优质的供给却始终非常匮乏。因此，相比于那些需求疲软的行业，医疗服务是供给侧改革更容易体现效果的对象。而要改革，首先是应该将落后产能淘汰和重组并强化优势产能，从而进一步有效满足市场需求。
从市场现状来看，目前三甲医院集中了优势产能，无论是人才、技术水平还是硬件设备，三甲一应俱全，也获得了需求方的一致认可。而二级以下医院，特别是基层医疗机构则因为缺医少药，成为落后产能，需求方不认可，看病的人寥寥可数。表面看来，改善供给只要扩大三甲，淘汰基层就能实现。
但是，医疗服务有别于普通商品，其自身的供给逻辑并没有这么简单。三甲虽然集中了优势资源，但价格高昂，浪费严重，严重耗费了支付方和病人的资金。由于小病占了医疗需求的大多数，而大病的占比毕竟只是少数；如果任何小病都涌向三甲，势必造成进一步的医疗资源浪费，导致供需失衡无法扭转，最终让病人和作为支付的医保承担高额的费用。基层作为守门人则主要以较为合理的价格为普通的小病提供服务，而占比较小的疑难杂症和重症则交给大医院去解决。
因此，在医疗服务市场，改善供给的核心是将大医院的功能定位于大病，大部分的小病还是回到基层。淘汰落后产能的核心是将自身服务能力差且无法吸引病人的基础医疗机构淘汰或重组，加强那些已经有较好服务能力的基础医疗机构。对于大医院来说，由于未来分流会造成其营收下降，应该以政策指引的形式让其明确自身发展的边界并做好开源节流的规划，通过深化对大病的治疗能力来增加供给纵深，并规模化地削减原本被浪费的成本。
医疗供给侧的改革
因此，医疗供给侧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第一，合格医疗人才的培养和训练。当前供需矛盾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合格医生的匮乏，如何加强对医生的培养并通过长期的训练使其成长为合格的具有完整服务能力的医生成为重点。在中国专科盛行的体系下，即使放开医生自由执业也无法为基层提供足够的合格全科医生，这也是目前制约提高供给的另一个因素。因此，加大合格医生的供给才是正道，但这耗费的时间会较长，不能立竿见影。不过与那些试图通过投机取巧的方式来解决困境的方式相比，这是更为有效而稳健的方案。
第二，支付体系的建立。在医疗机构整体改革的大背景下，服务费用的上升是大势所趋，但价格上升后全国性的医疗服务价格标准并未建立，医保的控费能力也极其粗放。如何在短期内建立一整套完整可行的支付价格体系是一个较大的挑战。支付标准和监管标准作为供给改革的基础是最不可或缺的，无论是服务供需双方还是产品方，最终都是要依靠这个作为指引。只有在一个全国性的支付标准建立后，医疗市场改革才能落到实处，市场的调节手段也才能体现出来。
另外，商业健康险的发展也将作为支付体系的有益补充。在过去的10年，高端健康险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市场规模过小，无法获得大发展。未来商业健康险主要的市场将集中在中端人群，因为这部分人群对优质医疗服务需求最为旺盛，也有能力支付一定的费用来购买健康险。随着商业健康险的发展，支付方将支撑优质医疗服务的成长，也增加了供给。
第三，政府降低准入、回归监管。目前优质供给困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监管错位，主要集中在准入审批而非强化监管。要加强供给，需要将准入降低，让各类机构都能进入，但需要加强事中和事后的监管，严格控制医疗行为。监管精细化将是未来发展的重点，这对于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但也为各类辅工具提供了较好的机会。同时，商业健康险的发展也将有助于控费能力的增强，进一步提高支付方的监管能力。
第四，各层级协同体系的建立。要加强供给，光有加强基层优质供给还远远不够，由于原先的供应体系已经被严重扭曲，各个层级之间原先的协作体系早已不通畅。如何将各个层级之间的协同体系建立起来，不能仅仅依靠行政命令，还需要有一个较好的价值理念作为指引。在这点上，疗效将是一个很有利的核心指标，通过疗效考核的方式来明确各层级的合作，将有助于不同机构有着共同的动力。
当然，医生自由执业对于推动增加供给也起着一定的作用，但中国医疗供给短缺的核心问题是合格医生的匮乏，医生自由执业只能盘活存量，无法增量，最终还是解决不了短缺的问题。所以，核心还是在加大培养合格人才，但人才的进入是需要刺激的，这就不得不依赖支付方的支持，以提高医生个人的收入。而收入的增加必须伴随着监管，否则不仅控费流为空谈，也将严重损害病人和支付方的利益。最后，各层级体系的协同是完善整个供给的重要一步，否则供给无法有效，依旧是割裂的区块。
从上述简单的分析来看，医疗服务市场的改革将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但在变革的过程中，各方都将寻找到自身的机会。在大规模的市场变革中，互联网医疗公司必须顺应市场趋势来明确自身的定位，抛弃不切实际的战略，才能抓住浪潮，否则很可能难以维系。
互联网医疗的未来分成
从供给侧来看，互联网医疗未来的机会将分为几部分：第一，医疗人才的培训。由于医疗人才培训是一个长期过程，特别是全科医生的培训更是没有前例可循，课程的研发和远程教学培训将成为一块较为稳定增长的市场。同时，各个层级医师常年的培训也都将获得较大的增长。这部分市场，政府的投入是一部分，更多的是依靠各家医疗机构的投入。因为在多点执业进而自由执业的大趋势下，医生会向更好的医疗机构流动，对人才的争夺将常态化，获得良好的训练是很多处于上升通道的医生所渴望获取的。多层级的医疗机构的协同对医生的要求明显变高了，这些都绕不开长期的培训。
第二，配合监管体系的发展。随着标准化支付体系的建立，对医疗行为监管的完善将是一个长期的挑战。在精细化监管建设的过程中，各类数据分析和互联网的工具都将获得运用，比如现在逐渐获得市场关注的合理用药系统和未来的pbm等都将是监管不可或缺的帮手。
第三，各层级之间的合作带来的远程医疗和移动医疗机会。随着各层级医疗机构协作的加强，远程问诊和远程监测都将获得较大的发展。但远程医疗的发展更多的将是为各类医疗合作体提供协同，而非独立第三方的单独发展，远程问诊的辅角色将日益加强。当然，目前中国整体医疗市场扭曲较为严重，中短期内获得成功的远程医疗公司将是那些能拥有庞大的线下重资产的公司，而非单纯的互联网公司。这一点与美国的发展以及行业投资人早期的基本判断完全相反，也使得远程医疗领域更多的成为一个巨头之间的游戏，而非轻资产的互联网公司所能运营的。
而移动医疗的发展更将紧密围绕医疗服务的需求。由于缺乏价值医疗的赔付标准，移动医疗在中国没有内在的驱动力，只能成为各个医疗机构更有效地去管理和服务病人的工具，以通过数据采集和分析来为医疗服务提供延伸和诊断辅助。由于主要支付方的医保很难作为采购方来采购移动医疗的服务，而商保发展又过于缓慢，移动医疗在中短期内的发展更多侧重于技术类服务，而非整体。
第四，云计算和数据分析的规模性扩张。在支付、监管和多层级合作的体系下，远端的存储和传输将获得极大的增量，无论是为一家医院单独定制的还是为医疗合作体共同打造的，都离不开云计算。同时，为了加强医疗机构的运营效率、提高支付方的监管能力和更好地提高临床医疗水平，数据分析将不可或缺，拥有大数据并不代表有能力去做好数据分析，这在未来将是具有专业化能力公司的角逐之地。
从以上的简述来看，目前市场上的互联网医疗公司如果要真正寻找到适合自身的模式，必须顺应市场趋势，任何纯粹基于互联网思维来做医疗服务的都将不可持续。从总体上来看，目前基础医疗的供给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对其进行重组和关停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想在中期就能有收获的公司必须暂时绕开体制，在体制外构建一个线下的重资产模式，才能在一个区域提供一个可能的互联网医疗模式。
因此，未来两年，能够在这一市场存活和发展的首先是拥有线下重资产的大体量公司，光拥有巨额现金依旧很难在这一市场立足。尽管目前有多家公司试图通过成为商业健康险的渠道来获得营收，但互联网医疗公司本身是无法通过成为保险渠道来成长为巨头的。
其次，市场趋势带动下的大量细分市场都有机会，但对于大体量的公司来说都不适合，而是那些在细分领域长期深耕且专注的公司。无论是数据分析，或是合理用药和未来的pbm公司，都是需要长期专注才能成功的，但这些市场未来尽管体量会很大，但市场仍会长期分散，很难在短期内出现大体量公司。
总之，增加优质有效的供给是未来医疗服务的长期趋势，如何围绕这一趋势去获取发展动力将是所有医疗服务公司都需要思考的问题，互联网的工具性属性将有助于市场的推进，但如何成功的在市场上找到契合点是互联网医疗发展的价值所在。
是什么让王杉们“瞧不上”移动医疗？
此前，原北大人民医院院长王杉与春雨医生创始人张锐的一场对话成了移动医疗甚至整个医疗界关注的焦点。然而，相比朋友圈的热闹，当时现场的观众却只有一个感受：鸡同鸭讲。这场看似激烈的对话，其实是两个不同领域内的大佬在谈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世界。
从气势上看，王杉也以压倒性的发言时间，成为现场当之无愧的男一号。整场对话也传递出一种信号：站在公立医院的角度，互联网医疗公司目前还没有和他们平等对谈的资格。
真正让大医院院长“看不上”互联网医疗的原因是什么？是医疗质量，是商业模式，还是医疗资源的所有者与索取者之间强烈的不对等地位？其实回头来看，这种姑且可以用“封闭”或者“偏见”来形容的态度，多多少少都与院长们的知识储备有关。
院长心中的互联网、
大数据和移动医疗
当一个人拥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外界的观念往往并没有那么容易影响到他。在菁英阶层里，这种模式更加典型。
大型公立医院院长无疑是菁英阶层中的菁英阶层。在对话中，王杉不止一次提到了自己的从业经历，尤其是与互联网、大数据有关的经历。看得出来，他对ibm在医疗大数据的整体解决方案是认可的，并且认为这将是未来医疗发展一个必然的趋势。
对于院长们来说，ibm正在做的这些事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未来对医疗行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而这一覆盖云存储、云计算的领域才是与医疗行业真正对等的阵营。
在张锐为数不多的发言内容中，其中一点确实说中了目前大部分公立医院院长对于信息化和互联网的理解：“传统的医疗是以医疗作为主体的，无论是工作还是自己的it系统都会往塔尖走。”
实际上，无论是院内的信息化工作，还是在和信息科的对接上，院长们也在进行着一次体验式的改革。当几个医院一起开会的时候，院长们拿出手机，通过业务或者管理的信息系统就可以看到自己医院的运营状况，或者某个病人的信息。
对于院长们来说，这是一种最直接的体验，真正能感觉到移动技术和信息化带来的好处。而现在广义上的移动医疗，尤其是以用户为中心的平台，没有给院长带来任何体验。起码，没有任何正面的体验。
院长的价值判断：
投入与产出
面对张锐半玩笑式的邀请，王杉的回应也很直接：“你把我的价值只限于‘给你用’，我可能还有更大的价值。”更大的价值在哪里，委婉点说是给移动医疗“出主意”，再直接点说：这个游戏得让医院制定规则。
这样“霸道总裁式”的回应并不是没有道理，或者说，大型公立医院的院长其实就是扮演着总裁的角色。他们每天所要面对的是医院里“医、教、研”几条线，时刻惦记着人才、资金，总是在进行价值的判断。不难理解，王杉在对话一开始就抛出的那几个问题：医疗质量、患者安全、人才培养，以及围绕这一切投入的管理成本。
这些原本就不是移动医疗所能解决的，但是确实是医疗行为中必须涉及的部分。谈到这样的问题，是处于院长这个位置的一种惯性思维，也是价值的博弈。
互联网企业如何冲破医院的“壁垒”，这个问题说着说着就似乎真的成了医院的问题。可是回过头来想想，当移动医疗这个行业根本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就已经把“壁垒”挂在嘴边，认定有人在人为地设置障碍，略显有些“矫情”。
而对这个问题，王杉的回答也很明确：“（互联网公司）真的没有拿出什么现在已经成熟的、医院必须买的东西。你给到了医院什么，医院就必须买你的服务？”
回到最后，还是价值的判断和交换。在医院看来，他们的价值是明确的。在目前的医疗体制下，医院仍然是医疗资源最集中的地方，而大学医院更是“产供销一体化”。这时候有人想来分一杯羹，医院费尽心思培养出来的医生资源就这样在一夜之间要“给你用”，凭什么？
目前公立医院院长们对于外界，尤其是移动医疗创业者来说，正逐渐形成一种不愿意接受新鲜事物的刻板印象。假如从这种思维格局里跳出来看，不难发现，院长们对移动医疗的不屑一顾并不是因为它是“新鲜”的，而是基于自身的知识结构，以及这一行业能给医院带来的价值判断的。
回过头来再看这次对话，有人认为是不成功的，因为双方始终不在一个频道上。不过，能让外界看到这一点，就已经是一种成功了。对于移动医疗的创业者来说，无论有多少用户，市场估值多少，到了现在确实是必须要考虑自己对于目前的医疗主体――大型公立医院来说到底价值几何的时候了。
互联网医疗市场 第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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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10日，对张颂奇和所有互联网医疗行业的从业者来说，都是特别的一天，浙医二院院长、心血管专家王建安通过张颂奇负责的乌镇互联网医院项目，对当地患者黄女士进行了“网上问诊”，随后开出乌镇互联网医院成立以来首张“在线处方”，处方上的心血管药物将通过第三方药企配送到黄女士的家中。
第一张“在线处方”的消息引爆互联网医疗行业，有乐观人士认为，在线处方作为互联网医疗的“最后一道坎”，如果打通，那么在线挂号、在线问诊、在线医嘱、在线处方、以及药品电商配送将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实现在线诊疗的全流程应用。
乌镇的尝试
在2014年之前，乌镇的身份更多的是烟雨画巷，粉墙黛瓦的江南小镇。改变始于2014年在乌镇举行的第一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这个充满传统中国文化元素的小镇邂逅互联网，成为“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永久会址，化身“东方达沃斯”，千年古镇开始散发出现代气息。
自201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会址落户乌镇以来，互联网创业的影子在水乡处处可见，“智慧小镇”的色彩愈加突出。在乌镇，全域实现免费wifi， “互联网茶吧”、“互联网金融咖啡”、“智慧养老”、“智慧出行”成为乌镇的别样风景。与此同时，当地政府也在积极推动互联网行业的各种尝试，“乌镇互联网医院”即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2015年全国两会上提出的“互联网+”战略无疑给各行业的转型指明了方向，与互联网的融合成为大势所趋。伴随着我国医疗资源分布的严重不均、效率低下等问题，以及老龄化趋势和人们对健康的日益重视，互联网医疗行业迎来爆发期。根据2015年9月份艾瑞的《2015中国在线医疗行业研究报告》统计数据，2009年中国在线医疗行业市场规模为1.6亿元，2014年市场规模为108.8亿元，2015年预计市场规模将超过170亿元，市场规模呈指数增长态势，市场发展迅速。在线挂号、在线问诊以及在线售药都成为各路资本布局的重中之重，其中微医集团前身挂号网在2015年9月份获得近4亿美元融资成为2015年互联网医疗行业融资最多的公司，而他们正是乌镇互联网医院的技术支持和平台运营商。
据了解，微医集团成立于2010年，前身为挂号网，最初提供在线挂号服务，并逐渐将业务扩展至在线问诊等，在2015年完成4亿美元融资后更名为微医集团，并整合旗下资源向“全国互联网分级诊疗平台”与互联网界的“凯撒医疗集团”进军。
微医集团乌镇项目负责人张颂奇告诉《中国经济信息》记者，微医集团致力于以信息技术推动中国医疗健康产业的变革，经过5年的发展，微医集团旗下目前形成了三项主流业务，也是微医集团发展历经的三个主要阶段：pc端产品“挂号网”、移动端产品“微医”和“互联网医院”，即乌镇互联网医院。
事实上，乌镇互联网医院是微医集团和当地政府共同推动的结果，前者提供资源和技术、运营支持，后者则提供强大的政策支持。
张颂奇告诉《中国经济信息》记者，乌镇互联网医院的建设建立在微医集团的各项优势之上，借助微医集团目前在全国连接的医院数量（1900多家）、医生数量（19万多）、服务患者量（5年累计接近5亿人次）和线上的医生协作组织“微医团队”（5000多组），同时还借助微医集团的技术开发和运营优势，设立了乌镇互联网医院，乌镇互联网医院未来将成为互联网分级诊疗的经典模式。乌镇互联网医院在技术、资源、运营等方面有序共享，与挂号网目前业务一道，共同服务于医患和医、药、险等产业要素的连接。
乌镇互联网医院挂牌的主要原因得益于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业内人士甚至认为获得了很大的“特权”。比如乌镇互联网医院允许医生以多点执业或自由执业的方式注册，并在桐乡市卫计委进行注册备案，在线处方、在线医保支付等功能的实现也和政策绿灯不无关系，乌镇互联网医院已从公立医院脱身，并获得自主定价权，同样也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张颂奇也承认，乌镇互联网医院相对而言仍然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其政策突破的背景在于乌镇作为部级互联网创新发展试验区，这是其依赖的政策红利。
“在线处方”的猜想
据《中国经济信息》记者了解，自2015年12月10日全国首张在线处方开出后，乌镇互联网医院在线复诊、会诊已经进入常态运营，目前每日的在线问诊量达到2500次左右，但具体每日处方量尚未统计。张颂奇告诉《中国经济信息》记者：“乌镇互联网医院的核心指标聚焦于在线服务量，是否每次问诊都会产生处方行为由医生根据患者病情需要决定，并非所有在线问诊都需要处方。”
但无论如何，首张在线处方的诞生已经给互联网医疗行业带来了一丝希望，尤其对于网售处方药解禁。2014年5月份，国家食品药品安全监督管理局《互联网食品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被认为是互联网医疗的重大利好，但至今一年半的时间，并没有具体的政策落地，对于互联网医疗行业来说，在在线挂号、在线问诊和在线售药之间，还隔着一纸网售处方药禁令，所以此次“在线处方”的出现引起业内的轰动。
诸多互联网医疗行业从业人士认为，“在线处方”的诞生具有代表意义，可能倒逼医疗市场的开放以及处方药解禁。
然而更多的分析人士认为，“在线处方”的诞生确实有一定的代表意义，但是极其有限，远程医疗和互联网医疗不可能离开医疗机构，这不止涉及到专业性、责任划分，还涉及风险承担等问题。如果开具电子处方的人不是医院的在职人员，根本不可能被认可。如一个从医疗机构离职的医生是根本不具备资质开具电子处方，所以，本就不存在什么远程诊疗‘c2c’行为。
虽然对于处方药解禁并无太大实质性意义，但是互联网医院的的出现和运营将给医疗带来更多的便利性，并对医疗改革带来更多有益的探索。
互联网医疗市场 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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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移动医疗而言，这本身是一种非标准化的服务，也就是依赖于每个患者的具体诊治情况和医生的职业化诊断能力，开具的诊治方案和药品也是有差异的，这样的行业对于移动化趋势而言，能否全盘被颠覆呢?一方面是未来移动医疗领域的庞大市场，也就是以互联网化和移动端为入口的用户体验将从目前的支付、资讯和娱乐等细分市场逐步扩展到健康、生活等领域，另一方面是目前医疗产业的放开力度还不大，考虑到行业的安全性，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移动互联网化试错。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公司说擅长的补贴模式，能否最后拿下医疗和移动健康市场?对于嘀嘀打车和快的打车之间的补贴大战，对于电商购物和支付补贴领域的大战，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但是对于药品和与之关联的健康服务领域，补贴模式还能否调动起患者的积极性呢?况且这背后还有医院和医药市场、患者等好几个难题需要攻克。
对于移动医疗领域的互联网颠覆而言，主要是存在这个几个点。
一个是病情诊治的移动化，也就是患者可以通过智能移动终端直接和医生对接，获得专业的诊治建议;一个是医院流程的互联网化，也就是说将医院的挂号、门诊、检查和取药的手续全部互联网化，当然这其中需要和医院做十分密切的配合;还有一种就是医药电商模式了，从2014年的春季，中信21世纪拿到第一张“第三方网上药品销售试点资格证”，到9月份6部委联合发文放开管制，这个医药电商市场就开始沸腾了。
目前国内医药电商规模约42亿，仅占国内otc药品市场的1.68%，占比整个医药市场仅0.035%。因此，门诊领域的部分处方药放量将是电商扩张的主要动因。
相对而言，如果从产业流程的角度进行分析，其实医疗领域也有部分服务是标准化的，还有部分服务是非标准化的。例如，医院的挂号、取号、预约和检查等服务是标准化的，进行移动化的布局阻力也是最小的，因为这个是程序性的事项。但是，一旦涉及到了具体的病情诊治和处方药的购买、支付，那么这个流程就不那么标准化了，而且会遇到主要的麻烦。
对于互联网公司而言，逻辑很简单，医生给病人诊治并开具药品之后，部分处方药是可以在网上公开销售的，那么用户就可以扫描药品清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线上的药品购买，而且还可以获得互联网公司的补贴。对于用户而言，提高了效率，获得了优惠，对于医院而言，也减轻了药品配送和管理的压力，对于医药电商领域的参与者而言，也获得了涉足这一市场的切入点。
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
首先，对于医院而言，开放药品清单市场是一个较大的门槛，因为医院也是有一个现金流的，而药品销售和医药服务是主要的来源之一(以药养医模式)。一旦这个药品销售的入口被互联网公司所掌控了，那么医院在整个环节中就只剩下给客户面对面的诊治服务了，从整个医院集团的利益考虑而言，或许是一种损害。就和银行被零售化的移动支付所后台化是差不多的逻辑，一旦医院的前端挂号、检查服务被互联网化，后端的医药配送也被互联网化，那么医院就成为了一个医疗诊治的线下服务场景，但是自身的环节已经被分离。
从实际的运营情况来看也是如此，此前，阿里健康的“处方电子化平台”在河北和杭州试运行。这亦是中国第一个将医院的电子处方单分流出来的平台。这对于医疗市场来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从今以后一头独大的医院售药现状将被改变，药店行业将增加市场空间。但药店、医药商业公司多位人士似乎并不领情。如果没有政府的合作医院和强力推行，恐怕线下的医院不会买移动医疗的账。
其次，对于医疗电商而言，目前在移动医疗行业的参与环节主要是处方药的线上销售，通过医院分流出来的处方药名单进行线上的竞争和推介。患者将处方单上传至该处方平台后，如果选择药店拿药，线上合作的、有该药物的药店开始抢单。
各家药店抢单比拼的条件是低价格、生产厂家。但是，对于电商商家而言，其主要的逻辑是在保证药品质量的前提下拼价格，还是电商竞价的逻辑，虽然理论上移动医疗电商的药品价格可以降低20%。但是难以保证到了行业的后期，随着价格的失序和药品质量管理漏洞的存在，以及在流程上众多参与者为了争抢一个处方药单出现的混乱局面。而对于患者而言，药品的价格敏感性是不那么强的，患者更会选择用质量更好，有医院承诺的放心药，而对互联网上的药品恐怕还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
互联网医疗市场 第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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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普华永道的评估报告显示，到2017年，全球移动医疗市场规模将达到230亿美元，中国则有望达到25亿美元。2015年是我国“十二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也是医疗健康行业“攻城拔寨”的一年，但其中涉及到“互联网＋”的领域更是风起云涌。
互联网医疗的2016：一个供给侧的视角
作为一个被资本强力催长的分支，互联网医疗在中国的发展本身并不具备成熟的条件。虽然，中国医疗市场的变革正在展开，市场的需求也远高于供给，但互联网医疗的发展远未到达爆发的时点。在欠缺成熟催化剂的前提下，目前被资本强力推高的公司正面临巨大的发展模式可持续性挑战，2016势必将成为互联网医疗涅重生之年。
医疗市场的走势
要理解互联网医疗未来发展的方向，必须首先理解中国医疗市场未来的走势。鉴于中国长期的老龄化和医疗服务需求的高涨，套用供给理论可能更适合作为医疗市场分析的框架。供给理论强调改善供给能力来调整需求，好的供给自然能带来需求，通过降低政府对资源的支配，加强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来达到良好的治理效果。供给侧改革初期治理的核心是淘汰落后产能并通过市场优化产能供给，而政府在多个渠道降低直接管理，鼓励创新，更多的转向以监管为核心的治理模式。
在医疗服务市场，需求并没有下降，反而在节节上升，但有效优质的供给却始终非常匮乏。因此，相比于那些需求疲软的行业，医疗服务是供给侧改革更容易体现效果的对象。而要改革，首先是应该将落后产能淘汰和重组并强化优势产能，从而进一步有效满足市场需求。
从市场现状来看，目前三甲医院集中了优势产能，无论是人才、技术水平还是硬件设备，三甲一应俱全，也获得了需求方的一致认可。而二级以下医院，特别是基层医疗机构则因为缺医少药，成为落后产能，需求方不认可，看病的人寥寥可数。表面看来，改善供给只要扩大三甲，淘汰基层就能实现。
但是，医疗服务有别于普通商品，其自身的供给逻辑并没有这么简单。三甲虽然集中了优势资源，但价格高昂，浪费严重，严重耗费了支付方和病人的资金。由于小病占了医疗需求的大多数，而大病的占比毕竟只是少数；如果任何小病都涌向三甲，势必造成进一步的医疗资源浪费，导致供需失衡无法扭转，最终让病人和作为支付的医保承担高额的费用。基层作为守门人则主要以较为合理的价格为普通的小病提供服务，而占比较小的疑难杂症和重症则交给大医院去解决。
因此，在医疗服务市场，改善供给的核心是将大医院的功能定位于大病，大部分的小病还是回到基层。淘汰落后产能的核心是将自身服务能力差且无法吸引病人的基础医疗机构淘汰或重组，加强那些已经有较好服务能力的基础医疗机构。对于大医院来说，由于未来分流会造成其营收下降，应该以政策指引的形式让其明确自身发展的边界并做好开源节流的规划，通过深化对大病的治疗能力来增加供给纵深，并规模化地削减原本被浪费的成本。
医疗供给侧的改革
因此，医疗供给侧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第一，合格医疗人才的培养和训练。当前供需矛盾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合格医生的匮乏，如何加强对医生的培养并通过长期的训练使其成长为合格的具有完整服务能力的医生成为重点。在中国专科盛行的体系下，即使放开医生自由执业也无法为基层提供足够的合格全科医生，这也是目前制约提高供给的另一个因素。因此，加大合格医生的供给才是正道，但这耗费的时间会较长，不能立竿见影。不过与那些试图通过投机取巧的方式来解决困境的方式相比，这是更为有效而稳健的方案。
第二，支付体系的建立。在医疗机构整体改革的大背景下，服务费用的上升是大势所趋，但价格上升后全国性的医疗服务价格标准并未建立，医保的控费能力也极其粗放。如何在短期内建立一整套完整可行的支付价格体系是一个较大的挑战。支付标准和监管标准作为供给改革的基础是最不可或缺的，无论是服务供需双方还是产品方，最终都是要依靠这个作为指引。只有在一个全国性的支付标准建立后，医疗市场改革才能落到实处，市场的调节手段也才能体现出来。
另外，商业健康险的发展也将作为支付体系的有益补充。在过去的10年，高端健康险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市场规模过小，无法获得大发展。未来商业健康险主要的市场将集中在中端人群，因为这部分人群对优质医疗服务需求最为旺盛，也有能力支付一定的费用来购买健康险。随着商业健康险的发展，支付方将支撑优质医疗服务的成长，也增加了供给。
第三，政府降低准入、回归监管。目前优质供给困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监管错位，主要集中在准入审批而非强化监管。要加强供给，需要将准入降低，让各类机构都能进入，但需要加强事中和事后的监管，严格控制医疗行为。监管精细化将是未来发展的重点，这对于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但也为各类辅工具提供了较好的机会。同时，商业健康险的发展也将有助于控费能力的增强，进一步提高支付方的监管能力。
第四，各层级协同体系的建立。要加强供给，光有加强基层优质供给还远远不够，由于原先的供应体系已经被严重扭曲，各个层级之间原先的协作体系早已不通畅。如何将各个层级之间的协同体系建立起来，不能仅仅依靠行政命令，还需要有一个较好的价值理念作为指引。在这点上，疗效将是一个很有利的核心指标，通过疗效考核的方式来明确各层级的合作，将有助于不同机构有着共同的动力。
当然，医生自由执业对于推动增加供给也起着一定的作用，但中国医疗供给短缺的核心问题是合格医生的匮乏，医生自由执业只能盘活存量，无法增量，最终还是解决不了短缺的问题。所以，核心还是在加大培养合格人才，但人才的进入是需要刺激的，这就不得不依赖支付方的支持，以提高医生个人的收入。而收入的增加必须伴随着监管，否则不仅控费流为空谈，也将严重损害病人和支付方的利益。最后，各层级体系的协同是完善整个供给的重要一步，否则供给无法有效，依旧是割裂的区块。
从上述简单的分析来看，医疗服务市场的改革将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但在变革的过程中，各方都将寻找到自身的机会。在大规模的市场变革中，互联网医疗公司必须顺应市场趋势来明确自身的定位，抛弃不切实际的战略，才能抓住浪潮，否则很可能难以维系。
互联网医疗的未来分成
从供给侧来看，互联网医疗未来的机会将分为几部分：第一，医疗人才的培训。由于医疗人才培训是一个长期过程，特别是全科医生的培训更是没有前例可循，课程的研发和远程教学培训将成为一块较为稳定增长的市场。同时，各个层级医师常年的培训也都将获得较大的增长。这部分市场，政府的投入是一部分，更多的是依靠各家医疗机构的投入。因为在多点执业进而自由执业的大趋势下，医生会向更好的医疗机构流动，对人才的争夺将常态化，获得良好的训练是很多处于上升通道的医生所渴望获取的。多层级的医疗机构的协同对医生的要求明显变高了，这些都绕不开长期的培训。
第二，配合监管体系的发展。随着标准化支付体系的建立，对医疗行为监管的完善将是一个长期的挑战。在精细化监管建设的过程中，各类数据分析和互联网的工具都将获得运用，比如现在逐渐获得市场关注的合理用药系统和未来的pbm等都将是监管不可或缺的帮手。
第三，各层级之间的合作带来的远程医疗和移动医疗机会。随着各层级医疗机构协作的加强，远程问诊和远程监测都将获得较大的发展。但远程医疗的发展更多的将是为各类医疗合作体提供协同，而非独立第三方的单独发展，远程问诊的辅角色将日益加强。当然，目前中国整体医疗市场扭曲较为严重，中短期内获得成功的远程医疗公司将是那些能拥有庞大的线下重资产的公司，而非单纯的互联网公司。这一点与美国的发展以及行业投资人早期的基本判断完全相反，也使得远程医疗领域更多的成为一个巨头之间的游戏，而非轻资产的互联网公司所能运营的。
而移动医疗的发展更将紧密围绕医疗服务的需求。由于缺乏价值医疗的赔付标准，移动医疗在中国没有内在的驱动力，只能成为各个医疗机构更有效地去管理和服务病人的工具，以通过数据采集和分析来为医疗服务提供延伸和诊断辅助。由于主要支付方的医保很难作为采购方来采购移动医疗的服务，而商保发展又过于缓慢，移动医疗在中短期内的发展更多侧重于技术类服务，而非整体。
第四，云计算和数据分析的规模性扩张。在支付、监管和多层级合作的体系下，远端的存储和传输将获得极大的增量，无论是为一家医院单独定制的还是为医疗合作体共同打造的，都离不开云计算。同时，为了加强医疗机构的运营效率、提高支付方的监管能力和更好地提高临床医疗水平，数据分析将不可或缺，拥有大数据并不代表有能力去做好数据分析，这在未来将是具有专业化能力公司的角逐之地。
从以上的简述来看，目前市场上的互联网医疗公司如果要真正寻找到适合自身的模式，必须顺应市场趋势，任何纯粹基于互联网思维来做医疗服务的都将不可持续。从总体上来看，目前基础医疗的供给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对其进行重组和关停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想在中期就能有收获的公司必须暂时绕开体制，在体制外构建一个线下的重资产模式，才能在一个区域提供一个可能的互联网医疗模式。
因此，未来两年，能够在这一市场存活和发展的首先是拥有线下重资产的大体量公司，光拥有巨额现金依旧很难在这一市场立足。尽管目前有多家公司试图通过成为商业健康险的渠道来获得营收，但互联网医疗公司本身是无法通过成为保险渠道来成长为巨头的。
其次，市场趋势带动下的大量细分市场都有机会，但对于大体量的公司来说都不适合，而是那些在细分领域长期深耕且专注的公司。无论是数据分析，或是合理用药和未来的pbm公司，都是需要长期专注才能成功的，但这些市场未来尽管体量会很大，但市场仍会长期分散，很难在短期内出现大体量公司。
总之，增加优质有效的供给是未来医疗服务的长期趋势，如何围绕这一趋势去获取发展动力将是所有医疗服务公司都需要思考的问题，互联网的工具性属性将有助于市场的推进，但如何成功的在市场上找到契合点是互联网医疗发展的价值所在。
是什么让王杉们“瞧不上”移动医疗？
此前，原北大人民医院院长王杉与春雨医生创始人张锐的一场对话成了移动医疗甚至整个医疗界关注的焦点。然而，相比朋友圈的热闹，当时现场的观众却只有一个感受：鸡同鸭讲。这场看似激烈的对话，其实是两个不同领域内的大佬在谈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世界。
从气势上看，王杉也以压倒性的发言时间，成为现场当之无愧的男一号。整场对话也传递出一种信号：站在公立医院的角度，互联网医疗公司目前还没有和他们平等对谈的资格。
真正让大医院院长“看不上”互联网医疗的原因是什么？是医疗质量，是商业模式，还是医疗资源的所有者与索取者之间强烈的不对等地位？其实回头来看，这种姑且可以用“封闭”或者“偏见”来形容的态度，多多少少都与院长们的知识储备有关。
院长心中的互联网、
大数据和移动医疗
当一个人拥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外界的观念往往并没有那么容易影响到他。在菁英阶层里，这种模式更加典型。
大型公立医院院长无疑是菁英阶层中的菁英阶层。在对话中，王杉不止一次提到了自己的从业经历，尤其是与互联网、大数据有关的经历。看得出来，他对ibm在医疗大数据的整体解决方案是认可的，并且认为这将是未来医疗发展一个必然的趋势。
对于院长们来说，ibm正在做的这些事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未来对医疗行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而这一覆盖云存储、云计算的领域才是与医疗行业真正对等的阵营。
在张锐为数不多的发言内容中，其中一点确实说中了目前大部分公立医院院长对于信息化和互联网的理解：“传统的医疗是以医疗作为主体的，无论是工作还是自己的it系统都会往塔尖走。”
实际上，无论是院内的信息化工作，还是在和信息科的对接上，院长们也在进行着一次体验式的改革。当几个医院一起开会的时候，院长们拿出手机，通过业务或者管理的信息系统就可以看到自己医院的运营状况，或者某个病人的信息。
对于院长们来说，这是一种最直接的体验，真正能感觉到移动技术和信息化带来的好处。而现在广义上的移动医疗，尤其是以用户为中心的平台，没有给院长带来任何体验。起码，没有任何正面的体验。
院长的价值判断：
投入与产出
面对张锐半玩笑式的邀请，王杉的回应也很直接：“你把我的价值只限于‘给你用’，我可能还有更大的价值。”更大的价值在哪里，委婉点说是给移动医疗“出主意”，再直接点说：这个游戏得让医院制定规则。
这样“霸道总裁式”的回应并不是没有道理，或者说，大型公立医院的院长其实就是扮演着总裁的角色。他们每天所要面对的是医院里“医、教、研”几条线，时刻惦记着人才、资金，总是在进行价值的判断。不难理解，王杉在对话一开始就抛出的那几个问题：医疗质量、患者安全、人才培养，以及围绕这一切投入的管理成本。
这些原本就不是移动医疗所能解决的，但是确实是医疗行为中必须涉及的部分。谈到这样的问题，是处于院长这个位置的一种惯性思维，也是价值的博弈。
互联网企业如何冲破医院的“壁垒”，这个问题说着说着就似乎真的成了医院的问题。可是回过头来想想，当移动医疗这个行业根本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就已经把“壁垒”挂在嘴边，认定有人在人为地设置障碍，略显有些“矫情”。
而对这个问题，王杉的回答也很明确：“（互联网公司）真的没有拿出什么现在已经成熟的、医院必须买的东西。你给到了医院什么，医院就必须买你的服务？”
回到最后，还是价值的判断和交换。在医院看来，他们的价值是明确的。在目前的医疗体制下，医院仍然是医疗资源最集中的地方，而大学医院更是“产供销一体化”。这时候有人想来分一杯羹，医院费尽心思培养出来的医生资源就这样在一夜之间要“给你用”，凭什么？
目前公立医院院长们对于外界，尤其是移动医疗创业者来说，正逐渐形成一种不愿意接受新鲜事物的刻板印象。假如从这种思维格局里跳出来看，不难发现，院长们对移动医疗的不屑一顾并不是因为它是“新鲜”的，而是基于自身的知识结构，以及这一行业能给医院带来的价值判断的。
回过头来再看这次对话，有人认为是不成功的，因为双方始终不在一个频道上。不过，能让外界看到这一点，就已经是一种成功了。对于移动医疗的创业者来说，无论有多少用户，市场估值多少，到了现在确实是必须要考虑自己对于目前的医疗主体――大型公立医院来说到底价值几何的时候了。
互联网医疗市场 第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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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医疗，即通过移动设备提供医疗/健康信息和服务，包括四大应用场景：健康管理、慢性病监测、辅助诊断、在线诊疗及预约。我们认为，移动医疗产业链可以分为基础设施提供方和核心业务参与方两大阵营。相关各方通过数据流、资金流、设备及服务流三条链路相互勾连，形成统一的完整闭环。基础设施提供方包括金融端和信息技术端两大部分，核心业务参与方包括直接消费端、产品/服务端、间接消费端三大部分。两大消费端可以衍生出六大盈利模式，对于直接消费端：分别面向医院、医生、患者收费；对于间接消费端：分别面向保险公司、药品研发机构、药企收费。
全球移动医疗发展状况：三大因素驱动市场进入高速发展期
移动医疗在传统互联网时展较为缓慢，2013年全球移动医疗市场规模为45亿美元。随着移动互联网的爆发，移动医疗有望在2014年步入高速发展期，2017年市场规模或将达到230亿美元，复合增长率超过50%。我们认为，全球移动医疗高速发展将是社会因素(人口老龄化)、技术因素(移动互联网的爆发)和资本因素(风险资金大规模涌入)共同作用的结果。社会因素为移动医疗提供了刚需市场，技术因素为移动医疗攻克了应用瓶颈，资本因素为移动医疗注入了资金支持。全球移动医疗市场主要存在三大阵营：传统医疗设备和信息化厂商、伴随移动医疗浪潮崛起的新兴企业、it领域科技巨头。通过仔细梳理全球市场，我们发现，上述三大阵营在当前市场中呈现出显着不同的态势：两大新兴阵营积极进取，而传统阵营则普遍徘徊观望。
互联网医疗市场 第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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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医院医生可以根据病人的病情，直接转给三甲医院专家。这是最近以浙江大学邵逸夫医院为中心的云医疗在分级诊疗实践上的出色经验。
分级诊疗对于患者来说，就是就近就医，节省了时间、精力和金钱；对于医生来说，三甲医院的医生主要诊治大病难病，有更多的时间反思病例和休息；对于社会来说，实现了医疗资源的分流、有利于改善医患关系。
这么多优点的事儿推动起来却步履维艰，其困难很明显――基层医院的医疗能力不过硬，患者信不过。
当然，“各级医院之间的报销差级不大”也被屡屡作为推行难点，但在不少医院，黄牛票已经把这个差距远远拉开。报销是省钱措施，其另一面是消费，这也成为一些先锋人士呼吁做文章的地方――既然政策无法一呼百应，不如用市场调控，拉大消费级差，让大家在抢专家号之前好好掂量掂量钱包。联系到房价市场，这个思路到底要“治”谁呢？
好在带着平民化和市场化双重基因的“互联网+”及时搅局。
要互联网思维，不要房地产思维
目前常见的互联网+医疗模式可以分为“互联网+医生”和“互联网+医院”。前者通过互联网把志同道合的医生有效聚集在一起，从线上免费咨询到线下诊断，在摸索中推广。后者是通过互联网，把医院流程进行优化，把医院的服务进行延伸和拓展。
那么，这两种在近年来轰轰烈烈尝试的模式有没有解决医疗的核心问题？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党政办副主任林辉给出了直接而残酷的答案：“没有，老百姓看病还是非常的无序，这两种模式更加剧了医疗的无序。”他举了个例子，一个患者在互联网上认识了协和医院的医生，觉得对方比当地的医生更有水平，特地赶去协和医院找对方看病。但事实上，他可能在当地就能把病看好。
作为国内医改的标杆，邵逸夫医院搭建了“邵医（纳里）健康云平台”（以下简称“邵医云平台”），采取的是“互联网+医院联盟+医生”的云平台模式：利用云计算和移动互联网技术，以自由联盟、共享共赢的方式整合各级医疗机构的医疗资源，对接第三方药品配送、金融支付和医疗保险等资源，形成以邵逸夫医院为中心的生态圈。
目前，“邵医云平台”上浙江省内注册医生已达到5100多名，覆盖浙江省内10个地级市69个区市县的168家医疗机构；全国接入的医院1200多家，平台注册医生已经超过10万名，活跃的医生有4万名。据林辉介绍，邵医云平台实现了十大业务功能、三个基本功能，其中三个基本功能是远程咨询、预约挂号和线上支付。
预约挂号是实现分级诊疗的利器。林辉说：“我们现在能做到将更多三级大医院的号放在基层医生的手上，这是给基层医生强大的支持。”这其实是最简单的用需求导流用户，以前，票贩子手里有专家号，哪怕贵上10倍仍然供不应求；现在大医院的号在基层医生手里，既合规又不用多花钱，患者自然愿意去找基层医生。当然，这是用行政手段推动分级诊疗。
但分级诊疗最大的痛点，在于基层医院的医疗水平得不到患者的信赖。如何既不耽误治病，又不让基层医生成为披着合法外衣的“黄牛”？邵医的解决方案是“双向双明”转诊和远程移动会诊。
双向双明转诊，用林辉的话说，就是上下级医院之间能清晰、明确地知道对方的需求和能力，患者能找到合适的科室、专家，专家能找到合适的患者，实现精准服务。全流程都在邵医云平台上进行，当基层医生确定转诊时，通过平台向三甲医院提出申请；万一基层医生对症状实在不熟悉，不确定患者应该由哪个科的医生诊断，还能同时给3～5个上级医院医生发起远程会诊。
上级医生收到申请后，就会收到平台自动搜集传送来的患者检查和病历数据，以判断是否需要转诊。如果需要，就进行门诊或住院安排，并以短信形式推送给患者，如果不需要，则退回申请，并说明原因以及相关治疗建议。
可以看到，这一切都可以通过电脑端或手机端完成，而不需要医生、患者到处跑。邵逸夫医院院长蔡秀军曾介绍：“以前会诊要做到电视机面前，很不方便。现在通过app在机场等飞机的时候就能会诊三五例社区医院传上来的病例。”
邵医云平台有四个服务端：患者端、医生端、医院端和第三方机构端。所以患者可以不通过基层医生，直接在线申请邵逸夫医院或邵医云平台生态圈内的专家、医生进行会诊，医生收到申请后，还可以利用讨论组形式进行各科室的联合讨论。
看起来是不是很眼熟，好像和互联网+医生模式下的民间医疗app提供的服务差不多？确实没有本质区别，这可以视作引入市场模式的榜样。与前文提到的市场模式不同，这里引入的是市场化服务，而非市场化消费机制。后者更像是现在难以控制的房价模式，最终成为民生的负担，即便戴上了互联网的帽子。
让云成为医院之间的多用转换接口
无论是三个基本功能，还是整个生态圈，都离不开一个技术基础，那就是云。不知有多少人在意过，在随处连wifi的今天，一些北京的基层医院尚且没有供医生使用的wifi，那么地方的基层医院没有将病历资料数据化一点儿也不奇怪。而这些医院，正是云医疗的重点。
从近期看，它们是受益者，因为分级诊疗能为它们导流来患者，远程会诊、上下联动、互联网教育学院这些措施都有助于提高基层医生的业务水平。往远期看，这些医院将成为医疗大数据的源头，也是未来ai诊断、智慧医疗的源头。
事实上，无论是尚未信息化的基层医院，还是已经信息化的三甲医院，想成为一家人都不容易。阿里云了基于互联网技术分级诊疗的解决方案。林辉介绍，邵医云平台的方案分三个阶段。一是使用级，当一家医院完全没有信息化的时候，医生通过手机端人工上传数据。二是互联级，医院信息化了，但是水平有限，一部分数据能够自动上传。三是融合级，即全数据的融合，大家都把数据放在云端，这对于医院的信息化程度要求很高。林辉透露，目前的应用还主要集中在使用级和互联级。
互联网医疗市场 第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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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性定制的旅游行业
2016年，目标群体的旅游观念改变，引发现有旅游消费市场升级，自由行成为刚需。芒果网副总裁邱佳表示，随着80后、90后消费能力逐渐提高，他们日益成长为旅游大军的中坚力量。这使得游客群体年龄呈现出年轻化的特点，旅游市场散客化自由行趋势更加明显。同时，传统跟团游弊端凸显，人们对自由行的需求日益增多，倒逼定制化旅游产品出现。据易观智库、百度旅游、百度大数据联合《2015中国自由行市场研究报告》显示，截止到2015年，中国在线旅游交易市场规模已达4237.2亿元，其中全球自由行市场规模为42.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2014年增长5.6%，中国自由行市场的增速为16.7%，是全球增速的3倍。面对庞大的市场需求，以携程、去哪儿、阿里等为首的ota纷纷推出定制化旅游产品，以吸引更多用户，使用户能够进行自助式预订，对旅游方式、时间、地点、空间等内容自主把握。
除了提供酒店、门票等旅游产品预订的综合预订平台外，旅游市场崛起多类新业态。旅游区的民宿、拼车服务、当地游等从衣食住行等各方面打造用户的个性化体验，如木鸟短租等民宿预订平台为游客提供个性化住宿预订服务，玩伴为人们当地游提供最全面的景区解说，面包旅行为小众游客提供旅游心得的交流社区。谁能更好的满足用户碎片化的需求，谁就将在“互联网+旅游”市场中脱颖而出。
2、农业电商
农业发展需要转型，促使资源更优化配置。民以食为天，农业直接影响民生，因此国家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目前，我国农业面临：供应不足，进口农产品数量持续上升；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持续下降；wto规则对农业的影响加深；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等问题。同时，我国农业还面临大量市场需求与小规模农业生产方式的严重矛盾。这些问题不仅制约了农业自身的发展，更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农业发展急需转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此时发展农业电商，首先能够节约农业市场环节中的支出，节省成本。第二，扩宽销售渠道，解决农产品销售问题。第三，增加信息透明程度，解决农产品供需不平衡问题。因此，发展农村电商是建立新农村的必然选择。
农业电商的发展是基于互联网技术及电子商务的发展。随着中国互联网的普及，不少农村也接入了互联网，信息流通的速率加快。技术的发展为农业电商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保证，加之中国电子商务体系的逐渐完善，农产品通过电商平台实现跨区域销售成为趋势。目前，我国涉农网站已达4万多家，12316服务热线已覆盖全国1／3以上的农户，信息进村入户试点工作正在10个省(市)22个县推进。快速发展的农业电商将为农业转型注入强劲动力。
3、物流快递
在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国电子商务与物流大会上，中国电子商务企业联盟表示2016年要重构产业上下游，扩大物流产业，构建高效、开放的物流业新格局。在电商日益发达的未来，物流快递注定要飞到新高度。首先电商的高速发展需要更丰富、更高效的物流相匹配。电商市场主要包含两大类：第一类以马云主导的淘宝系、京东、1号店等，是以产品为主要形式的实物型电商，第二类以马化腾为主导的腾讯系、美团等，是以服务为主要形式的服务型电商。据有关机构预测，在未来5年内，中国的这两类电商仍将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而现行的物流业却无法匹配其需求。因此，物流业必将扩大自建团队，利用更快捷的交通工具等措施来补给市场空缺。其次2015年各类o2o平台的兴起，带动上门服务的流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诞生外卖o2o、便利店o2o、医药o2o、超市o2o、生鲜o2o等o2o企业。多数上门服务o2o平台都需要物流完成商品的配送服务。但企业自建物流成本太高；依托线下商家配送服务水平难以保证；单纯依托第三方物流如顺丰、圆通等配送也不现实。在2016年，与各种上门配送服务相关的物流o2o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崛起
4、“分享经济”下的在线租赁业
据pwc预测，未来十年共享经济的市场规模将增加到3350亿美元。目前分享经济在出行领域的发展已成规模，其在未来将以车、房等高价值的闲置资源和相对标准化的人的服务两个方向发展为主，且逐步向食、住、技能、物品等行业渗透。共享经济的特殊性注定了它将拥有繁花似锦的前程。共享经济剥离了占有权和使用价值，国家利用共享经济模式解决各行业资源分配不均的现状将成为趋势。
共享经济在多个领域中实现跨越式发展，如：滴滴快的、优步盘活私家车，神州专车盘活租赁公司车辆，木鸟短租、自在客等在线短租平台将解决房源空置的问题，智能电网通过家庭光伏共享电能解决光伏产能过剩现状，都说明分享经济唤醒了既有沉睡资源，再造绿色价值。
分享经济成功的关键点：采用轻资产运营模式，投资小，回报高。产品成长环境成熟后，能迅速产生规模效应。经济学讲，一个经济个体与外界的交易成本太高，通常通过内部化来克服。因此，分享经济下的在线租赁业强调“按需分配”的轻资产运营模式。占有物品是有成本的，单纯拥有物品使用权同样可以满足需求，因此占有变为非必要。然而分享经济下的在线租赁行业采用轻资产运营模式，如果模式在一个地域实验成功，便可以被迅速复制到其他城市，甚至其他领域，这对于讲究高效的互联网时代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5、医疗健康和养老
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对医疗需求旺盛，因此老年人医疗健康市场潜力巨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为21242万人，比例为总人口的15.5%。，其中患病住院或需要长期陪护的群体占到20%，说明老年人健康医疗是个4000万人需求的高频服务市场。同时根据国家老龄委数据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老年人市场的药品年需求达到2.1万亿元，预计2050年左右将达到5万亿元。而目前市场中每年为老年人提供的药品不足1000亿元，供需矛盾突出，因此，医疗健康市场存在巨大商机。
互联网医疗市场 第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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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互联网医疗面临的问题
目前互联网医疗面临信息不能共享、国家监管政策缺失、费用报销不能与医保接口、数据挖掘困难、盈利模式不清晰等问题，尚处在摸索阶段。
信息不能共享，标准不统一。“互联网+医疗”很难推进的原因之一，在于医疗的互联网都是一个个的“孤岛”，每个医院都是一座“孤岛”，甚至一个医院里面很多软件都不能共享。“信息孤岛”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体制问题，是医疗服务体系碎片化的反映，因为不同的医疗服务提供者互相之间都是竞争对手，他们是不会主动积极地实现信息的互联互通互享的。公立的大型医疗机构如果不放开他们的核心系统his系统（即医院信息系统），医疗真的很难移动，互联网没有这样的数据，很难真正地改变整个流程。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医疗行业信息化缺乏顶层设计，加之国内医院体系庞大，当互联网医疗产品进入医院时，都要重新做系统接口，导致医疗it产品复制成本和交付成本极高，这也同时限制了企业的生产能力。
国家监管政策缺失。从政策层面出发，移动医疗行业如何监管？出现医疗事故由谁来负责？目前这些问题的答案在国内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医疗是相对敏感且专业化程度高的领域。由于政府对医疗资源的控制较严格，当相关厂商发展到一定程度、用户积累成规模时，一定会面临如何与相关法规相适应的困境。对于涉及医疗管理的智能硬件产品，如果得不到相关权威机构的认证，会直接影响用户对产品的接受度。此外，如果能从国家层面认可移动医疗对于慢性病治疗，以及给医院层面带来的益处，移动医疗发展得当的话，在优化医疗资源配置的同时，甚至能帮助国家缩减医保支出、降低患者的医疗成本，因此，不仅政府应考虑出台相应的政策鼓励行业发展，大型医疗机构也可协助引导、推进这一产业。
现有远程医疗政策妨碍医生投身新型医疗服务模式。2014年卫计委的《关于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指出，“非医疗机构不得开展远程医疗服务”，并且“医务人员向本医疗机构外的患者直接提供远程医疗服务的，应当经其执业注册的医疗机构同意，并使用医疗机构统一的信息平台”。这一文件明确禁止医生自主进行远程医疗，将医生从事远程医疗的权限收归其所服务的机构。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医生和患者越来越多地能够越过医疗机构实体进行直接联系。这种实质上的个人行动和名义上医生从属于医疗机构的关系将产生越来越深的矛盾。尽管已经有相当多的优秀医生开始主动地进入新兴的医疗服务市场。但在现有人事制度下，他们作为公立医院职工，通过新型服务模式和业态获取的收入并不被现有体制承认，甚至违背现行法律和行政规定。这极大影响了优质医疗资源向这一领域流动的积极性，使得相当多的医生对新兴领域望而却步，妨碍了新型服务模式和业态的发展。
医疗费用报销问题。中国建设了全球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将近99%都已经被基本医疗覆盖到，在这样的体系下，人们都习惯医保支付。国内多个城市已在实施“智慧城市”战略，医保卡与交通卡、老年证及银行卡综合在了一起。企业在设计医疗支付时，如何与医保对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医疗大数据如何挖掘仍待研究。传统的临床科研数据，分对照组和试验组，但是真实的医疗大数据搜集起来没有如此理想的状况，真实的病人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怎么利用现有的数据来开展大数据服务于临床研究，是个问题。传统的医疗数据是以临床为中心的业务数据，现在结合互联网、健康物联网，以及气象环境、基因等数据，这些数据来源多元化怎样进行规范化处理，还有如何挖掘出非结构化数据的价值，也是难题。健康大数据要发挥作用，实际上需要做知识库的建设，但是现在的知识库都是基于现有的教科书、药品使用说明以及一些临床手册，都比较简单，今后要把医生的真实的看病经验也输入进来，才能在临床上发挥更大的意义，这才是真正的大数据挖掘。
相关智能硬件采集数据的准确性有待进一步提高。尽管在一定程度上，现有的移动医疗服务和功能可满足用户的问诊需求，但通过监测数据进行行为干预，进而预防疾病的能力还有待提高。一旦数据出现较大误差，给用户造成压力的同时，产品本身的推广也会受阻。此外，由于相关厂商多停留在借助不同的产品功能培养用户使用习惯的阶段，用户粘性难有较大提升。
医药物流速度较慢。今天的中国药店跟便利店一样在全国多如牛毛，覆盖半径不足3公里。碰上急症就直接去医院了。而网购药品需要解决的是如何让患者拿到药品的时间短于传统的取药时间。国家药监局对药品的仓储、配送都有严格的规定，目前参与医药物流的企业数量不多，目前的物流速度还没办法满足用户的急需用药需求，特别是跨城市的物流配送速度。
业内普遍缺乏清晰的盈利模式。尽管互联网医疗行业异常热闹，但业内普遍没有找到适合自家的清晰的盈利模式。目前尚未有哪家互联网医疗平台开始盈利，产业相关数据也不乐观。很多公司通过交叉合作探索向患者收费模式，试水市场反应，比如从患者需求切入，如提供挂号、问诊等服务，将其转化为购药行为，但无论是通过挂号、问诊还是健康管理，患者需求的转化率都极低，究其原因是用户粘性不高，大部分购药行为能通过医疗机构、实体药店等渠道完成，因此没能实现购药行为的电商化。同时，由于各合作企业间为了保障自身利益，也不愿意提供十分详细的患者记录和数据分析，导致合作以失败告终居多。目前独立运行的医药电商也无一家盈利，因为网上销售的多为单价低、毛利不高的非处方药，这也决定了该行业在短期内实现盈利几无可能。
互联网医疗行业发展策略建议
互联网医疗行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和企业、医疗机构、用户等各方的努力，在整个行业正处于高速发展的当下，我们认为国家应加速出台相关监管政策、标准和相关配套改革，企业也应抓住大好时机，学习同行先进经验，结合企业具体情况制定相关发展策略。
1.行业发展建议
建立和完善行业标准体系。行业标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主要从以下三方面进行：一是统筹和推动全国互联网医疗信息标准化工作，加快实现数据交换和共享，构建医疗信息大数据平台;二是规范互联网医疗硬件和软件产品，加快实现设备标准化生产;三是加快出台互联网行业准入标准，规范行业准入条件，防止低水平重复开发。
改革医疗保险体制。医保经办部门应该通过尽快引入医保医师制度助推医生自由执业，使得医生不必再依靠公立医疗机构身份获取医保资格，引导优秀医生分流到社区、民营医疗机构乃至线上机构，利用包括互联网医疗在内的新型医疗服务组织的竞争和分流能力，形成充分竞争、分工诊疗的医疗服务供给格局。
加强行业监管。我们认为应从三个方面来加强行业监管：一是明确行业监管机构，加强对互联网医疗行业的监管;二是出台相关细则，明确对互联网医疗主体资格审查备案、知识产权保护、纠纷处理、消费者维权等问题的解决办法;三是加强互联网医疗的信息安全管理，确保医疗信息在传输过程中的安全性。
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在优化产业发展环境方面，可从以下几方面开展：一是加强卫生、工信、工商、公安等部门的协作，营造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促进医疗健康服务与互联网的有效对接;二是推进优势企业强强联合，加大新产品研发力度，培育壮大互联网医疗品牌;三是密切关注行业发展动向，切实将国家支持互联网医疗发展的政策落到实处。
大力发展医药物流。要大力发展医药物流，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一是完善医药物流产业政策，积极推进传统医药企业转型;二是做好医药物流中心建设的总体规划;三是加强部门间政策协调，抑制地方保护主义;四是加快医药物流信息化、标准化建设;五是提升医药监管能力，严格医药市场监管。
2.企业发展策略建议
明确市场定位。移动医疗服务要找准利基市场。个人消费市场方面，一定是在细分用户群体上才会有发展空间。比如说孤寡老人、亚健康人群。可穿戴设备更要找准细分市场，医疗和健康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市场，做大而全的产品没有什么前景。
准确把握移动互联网切入点。互联网的特征为海量、高频、低arpu值（每用户平均收入）、低成本、可标准化复制。而医疗的特征为相对低频、个性化、属地化、支付方与决策者不对等、易受政策影响。所以，医疗的特征决定了其将是一种用户数相对少、arpu值相对高的生意，很难出现全国性的龙头。医疗行业是产业链条过于复杂的慢行业，对于初创企业来说，可通过三个方面切入移动互联网：一是通过提供便捷的导诊分诊，降低沟通成本，提高各级医院医生的效率;二是构建透明的生态系统，降低体系内的信息不对称;三是在慢病领域提高用户黏性与数据的连续性。
加强大数据分析能力。对医院而言，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效率太低。而解决此问题，可以从两条线出发：一是在云端，在互联网上为患者提供服务，让其在院外享受更方便的服务;二是为医院服务，合理分配和应用医疗服务。资源不均衡、信息不对称是催生互联网医疗商机的核心。企业应该重点把握数据的应用，并具有跨领域的思考能力，更多地将互联网公司的技术能力与相应领域的专业经验相结合，是未来大数据应用的趋势。
加强网站宣传。针对用户关注度不够的互联网医疗企业，可采用多种推广方式进行网站宣传：一是seo推广，二是利用各种方式发邮件或者信息给目标用户群体，三是两个或多个网站之间采用一些栏目互相推荐彼此网站的合作方式;四是利用专家营销，如请专家来坐诊或在医院网站里给专家增添博客等;五是利用百度知道、soso问答、地方性人气旺的论坛等方式来进行品牌宣传，或在新闻网站上发软文广告。同时，还应该经常举办线下活动，以此来弥补线上不足，如逢年过年推出一些优惠活动、大型义诊、发传单或者专家做客讲课等活动，并邀请媒体进行相关报道。
远程诊断、近处治疗相结合。有实力的医药厂商完全可以整合社会化的医院资源、医生资源，用户可以远程咨询用药，线下由被整合的医院医生进行治疗指导，同时可以推进医生p2p、移动用纸o2p等新商业模式创新，给予患者全方位用药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