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

传播学 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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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本文立足于传播学中拉斯韦尔经典的“5w”理论，即构成传播过程的五种基本要素，从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众、传播效果等方面对新媒体传播特点进行分析。

（一）传播者1.传播者多元化，传播权利全民化新媒体时代，拥有话语权的不再仅仅是主流的电视台、报社、广播台等传统媒体，越来越多的如微博用户、论坛用户等传播者涌现，“去中心化——再中心化”带来传播权利的全民化。过去，主要由传统主流媒体进行单向传播，随着新媒体与科技的发展，传播者只需要基本的数码知识和网络工具，就都可以建设自媒体平台，关注自己感兴趣的信息，个性化的消息。新媒体成为信息的重要渠道，推动了信息来源的开放化和信息的多向传播，产生连锁性传播效果。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也带来了传播者主体地位的弱化与泛化，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变得模糊，且二者之间可以随时发生可逆的转化：受众接受到传播者信息后可以利用新媒体的功能立即对消息进行转发，进而转化为新的传播者；原来的传播者通过类似的形式接收到其他传播者转化而来的信息，进而转化为新的受众。这种模式循环发生，新媒体中的传受关系因而改变，其中角色的转化与融合是新媒体传播发生的关键。2.新媒体环境催生新意见领袖群体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新兴的意见领袖群体在网络上崛起，成为具有较大发声权的传播者。新兴意见领袖在新媒体的多向互动传播中，是具有放大信息传播效果的节点，也是传播关系网中较主要、较大的交点，在当今网络民意起到巨大作用的情况下，网络意见领袖的传播往往具有较强的舆论引导作用和较大的社会动员力量，有时甚至带来新媒体环境意见观点的偏颇性。由于新型意见领袖与传统、官方的意见领袖有所不同，由新媒体用户自主选出、自主跟随，带有一定草根、民主的色彩，以其作为传播主体的传播往往更能被新媒体受众所接受。新意见领袖群的出现是网络“去中心化——再中心化”的必然结果和该过程的典型体现。

（二）传播内容1.交互、多媒体信息是核心新媒体的发展突破了传统媒体的局限，有力地实现了传播内容的多媒体化。比起报纸、广播等单纯展现视觉或听觉的传统媒体，新媒体有效地融合了文字、图形、图像、视频、音频等，全方位地展示信息，能够有效地满足受众的需求，通过多种形式信息的联通，弥补了信息碎片化的不足，拓展了信息的深度与连贯性。此外，比起具有类似多媒体功能的电视等媒介，新媒体所拥有的交互功能使其互动性更强，通过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嵌入，受众能够在新媒体中更好地感受到多媒体为信息传播带来的便利。通过各种app应用，受众能够在新媒体中较好地实现实时的人机互动，进行个人差异化定制，这些都是传统媒介所欠缺的功能。2.非线性内容优势明显相较于传统媒体，新媒体不仅集良好的多媒体性、互动性于一体，其传播内容本身的非线性也体现出了明显的传播优势。不像广播、电视等节目的实时线性传播，音频、视频等内容一次性播放，受众在接收信息的过程中无法更改，一旦错过便不可返回，即使有重播节目作为弥补，受众在接收过程中同样受到线性内容的限制而不可随意返回听、反复听。新媒体中的非线性内容为受众的自主选择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信息接收的时间、空间方便随意，相对而言无版面、时长限制，受众可以在不同平台和页面之间进行跳转，根据其所需控制播放进度条，对信息进行回放、暂停、跳转，并可方便地登陆新媒体平台获取资料，用以复习、保存、编辑等，各新媒体平台也设置了对信息进行个性化编辑、收藏、共享等功能，体现了非线性内容宝贵的优势。3.信息对等化、个性化、自主化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新媒体是比较独立的。在自主对等的原则下，传播活动中的任何参与者，不论是传播者、消费者还是中间环节，都有平等的、相互的控制的权利。因此，新媒体中的传播内容呈现出一定的自主性：只要是信息，即使无人关注，只要传播者认为有价值就可以将其传播，传播内容则完全由传播者自行选择和决定，必要时由传播者创造，无需像在传统媒介中那样经过把关人严格的层层筛选。传播的自主化催生了传播内容的个性化，突发的、异常的消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推动了新媒体环境下用户的个性化定制与交流，信息贴近生活、草根化的色彩更加凸显，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受众对信息的认可心理。4.娱乐化、碎片化信息爆炸新媒体时代，网络应用大致经历了由bbs到博客、qq空间到人人再到微博、微信的转变。受到社交网络演变的影响，人们在网络上的内容长度日益降低，信息呈现碎片化的特点，进而产生信息缺乏深度、逻辑性等问题，影响着新媒体时代受众的阅读习惯。现代生活的压力和媒介内容的浅层化加剧了受众对贴近生活、轻松愉快的娱乐化内容的需求，新媒体中娱乐化内容愈加受到受众欢迎，但同时也引发了“过度娱乐”的问题。再加上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传播权利的全民化，新媒体平台中各种各样的信息趋于海量化，呈现出碎片化信息爆炸的状态。人们每天暴露在众多的信息之中，真正吸收的信息却很少，信息鱼龙混杂，再加上把关人地位的弱化，信息缺乏有效监管，受众被暴露于许多低级趣味、骚扰、垃圾、诈骗信息之中。5.一定程度沿袭传统媒体内容特征新媒体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其中的内容也正处于转型时期，虽然已经逐渐实现新媒体内容的多媒体化、碎片化等特性，新媒体中的传播内容仍或多或少地带有传统媒体的色彩。不少新媒体中的传播者直接复制传统媒体中的长篇文章等内容，不够新鲜及时，媒介语态尚未转型，与新媒体的媒介特性不符，削弱了新媒体传播的效果。

（三）传播渠道1.技术性特征明显新媒体时代，先进的数字技术、无线通讯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无疑是推动传媒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催生新媒体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新的媒介技术引起了传播特征的变革，拓展了新媒体传播的渠道，促成了新媒体传播框架与体系的建构，在提升传播效率的同时大大拉进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推动着社会传媒的信息化、现代化。2.跨媒介融合，体现传播复合多元性新媒体时代，多种新媒体工具蓬勃发展，各自发挥媒介的特性，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形式全面而各具特色地传播信息。随着技术的进步，媒介不再像从前那样分工明显，跨媒介融合的传播趋势越来越显著，新媒体传播渠道与接收终端向多元化、复合化延伸发展。当下，微博、博客、播客、sns社交网络主要实现新媒体中的人际传播，bbs论坛、社区主要实现着群体传播的功能，内部网、局域网具有组织传播的功能，各种新闻门户网站、综合型网站、数据库、视频中心主要实现着大众传播的功能。多种多样的新媒体传播形式并未各自割裂开来，而是相互联系形成巨大的网络，产生新媒介自身的复合、信息的共享与互动。新媒体传输设备同样体现出复合多元的特征。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推进新媒体传播时空无限性的同时，与传统的电视、广播等媒介上的影音内容，报刊、杂志上的文字内容相融合，形成信息的汇通；电脑等新媒体设备与传统媒体特色相结合，催生了网络电台、网络电视台等多类传播渠道，实现互惠发展、信息联动、优势互补、资源共享，革新了内容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推动着新媒体时代信息的海量化、多样化，大众生活的便捷化。3.智能化、数字化趋势明显新媒体信息依靠多种智能化软件、应用元素的组合作为渠道进行传播。在新媒体平台中，受众可以主动发出指令，新媒体信息做出智能化的调整。随着计算机与编程技术的发展，新媒体传播渠道的智能化程度会越来越高。此外，新媒体的特性决定了新媒体的信息通过简洁的数字化渠道进行传播，信息脱离了传统媒介的平台，以数据为主要形式，依靠新技术催生的网络设备进行传播。这为信息的存在、编辑、复制和传播提供了便利：信息含量增大，信息的保存更加简单、精确，能够有效地拓展新媒体信息传播的范围，突破时空局限，受众可以方便地筛选和重组信息。

（四）受众1.传受关系变化，受众自主性、参与性大大提升新媒体时代，传受关系发生了变化，受众的主体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传受者间的距离被大大缩短。传受关系的变化改变了人们的话语方式、交流方式，由单向传播转变为自由、多向、共享的传播。越来越多的受众进入新媒体发挥自主性。人们希望从新媒体中获取质量更高的信息，延伸原本有限的感官空间。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依赖于提供给受众话语自的新媒体，根据个人喜好选择是否接收信息。新媒体内容的非线性使受众摆脱了传统媒介传播节奏的束缚，受众能够通过鼠标、键盘等新媒体设备自主控制信息的播放进度、对信息进行评论、分享等，从被动参与变为主动参与，从而介入信息的传播过程。此外，信息还在受众的转发与分享中不断补充与改善，在潜移默化中获得更明显的传播效果。2.受众的个性化与平等化传统媒体时代，受众往往是匿名的、广泛的群体，传统媒介对受众进行单向度的“同质化传播”，消磨受众个性，忽视受众需求。在个体层面，新媒体时代在信息内容多样化的背景下，受众的区分度变强，地位与个性凸显，爱好与习惯细化。新媒体为不同的受众提供了多样化的内容，供受众自主选择，相关网络公司、服务商针对不同受众提供细分化、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为分众异质化传播提供了可能，提高传播的专业性、精准度和有效性，在受众主导传播的局面下有更大的选择权、更高的自由度，更加注重用户的个性化体验，有利于满足受众个人需求。从宏观上看，新媒体传播打破了年龄、性别、国籍、地位等限制，人种、肤色、职业、信仰等方面的差别被模糊。与传统媒体不同，新媒体的传播几乎不需要受众任何的知识准备，只需要基础的、易学的网络技术、操作技术。时间、空间的限制被进一步突破，在新媒体平台上，受众信息的选择权、接收权愈发平等，交流的障碍被进一步打破。3.受众需求娱乐化、实用化、生活化从“使用-满足”学说的角度看，新媒体环境下，受众也相应有着新的要求，越来越多的受众在压力较大的现代社会中依赖于新媒体实现娱乐诉求，人们对新媒体有着不同的期待，要求轻松、生动、简单的信息；实用心理逐渐改变着人们传统的猎奇心理，人们更多的时间用于在新媒体环境中享受信息阅读、定制服务等实用；在生活中，人们使用新媒体提高生活的便捷性，满足人际交往的需求，实现从线上到线下的便利。新媒体提供的个人化传播、个性化服务较好地满足了当下受众的娱乐化、实用化、生活化要求。

（五）传播效果1.传播时效性、广泛性大大增强，信息到达率高新媒体技术的运用极大地加快了信息的传播速度，数字化、智能化的传播渠道对信息的解读与编码在短短数秒之内即能完成，简单化、生活化的内容大多不再需要复杂的剪辑和繁琐的后期制作与排版，有效地降低了成本。信息的快速传播增强了信息的时效性，极大地提升了现代社会信息的传播效率，时空的距离被缩短到最小。由于庞大的、积极主动的受众群体，快速的信息传播也极大地提升了传播内容的到达率，受众通过各种新媒体设备随时随地地接收信息，并通过受众的人际传播或网络共享等，扩大信息的传播范围，在高速的信息网络中实现信息传播速度、范围、到达率的最大化，具有传统媒体不可比拟的强有力的传播效果。2.媒介环境的改变与传播秩序的重建新媒体传播“去中心化”的特点极大地改变了传统地媒介环境，导致了传播过程中媒介话语权的重新分布。传统媒体中强势的权力因素，如意识形态、利益集团、强势主体等的主导权利被日益削弱，平民化、草根化、个性化主体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传播过程中传统的等级区分在平等的新媒体平台上不复存在，新媒体传播营造了更加民主平等的传播氛围，个体也拥有了更加自主的传播权力。以新媒体为中心的新传播秩序正逐渐被构建并完善起来，复杂、多层次、自由的特点比较明显，同时，在新媒体传播的秩序框架下，媒介之间的竞争也愈加激烈。3.信息井喷，干扰强烈海量的信息同时也带来诸多问题，如信息泄露、信息污染、信息犯罪等。网络上充斥着不健康的、暴力的信息。此外，由于多样化的网络信息，人们在搜索引擎中常常会检索到重复的信息或者被迫在社交网站上阅读各种重复的信息，在宽广的新媒体世界里，信息纷繁复杂，相互之间的干扰较大，传播过程中的谣言、偏颇性影响了信息的传播效果，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也容易受到多种渠道的信息的扭曲。信息间的不一致与信息的重复拖延了信息有效传递的时间，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信息传播的效果。

二、结语

传播学 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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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电影的传播者不分阶级不分阶层，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网络电影的传播者，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网络电影的影评家。网络电影如同众多在网络上的事物一样，有巨大的传播与评价空间。任何人只要想传播，便可以把链接到网络的任何地方；任何人只要想评价，就可以将自己的评价在网上出来。至此，文化之间不再有上下游的分别，网络电影的传播者之间，也不再有阶级和阶层的分别。

网络电影的传播突破了国家与地域的限制，任何地方的人都可能点击、观看、传播、评价。可以这样说，在互联网上，如果没有语言的障碍，那么，没有国界与地域的明显界限。我们在中国，可以点击大洋彼岸的网页，观看美国或韩国制作的网络电影，并将它的链接在自己的网页上，或在即时对话框中传给对话的远在非洲的朋友，还可以同时在网页上留下自己的评价。这种突破国家地域限制的自由使网络电影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网络电影的传播带来了电影评论的自由参与。一方面，网络电影带来了电影评论的时间、空间的自由，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表自己的评论，不受时间的限制，你可以将评价在论坛、博客，可以投票，还有各种网站、电影公司甚至个人举办专门的网络电影比赛或影评活动。另一方面，网络电影的评论还突破了评价方式的限制。过去的简单的文字评论的方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网民丰富多彩的想象力了，网络电影的评论夹杂了文字、图像、音响、视频剪辑改编等等形形的方式。

2.个体性刺激作品的丰富

与传统电影的大投入大制作不同，网络电影的制作往往依赖数码技术。完成一部网络电影，只需要简单的人马，甚至只需要一己之力。数码技术的成熟使网络电影可以仅仅依靠数字技术，就完成所有过去无法想象的特技。随着软件技术的越来越发达，视频、音频的剪辑与制作越来越简单、容易操作，于是网络电影制作的个体性就越来越有可能成为现实。如今我们可以看到，火爆网络的很多网络电影都是网民独立创作的结果。因此，不同的个体拥有不同的技术、不同的教育背景、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喜好，也制作出不同的网络电影，这极大地刺激了作品的丰富。

网络电影的不需要大公司的支持和巨大的财力支撑，只要能制作出来，就有数不清的网站、论坛可以随意地。如果说网络电影的制作有时候还需要人们的通力合作的话，那么网络电影的，则绝对是个体性的行为。对影片制作者来说，互联网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好媒介来公开自己的作品。网络提供给了网络电影制作者们以展示自己天才的最广阔的舞台。

除了制作、的个体性，网络电影的观看更是个体性的。对于传统的电影来说，一部电影可以同时放映给1000个观众，而对于网络电影来说，却是1000部不同的影片有1000个不同的观众。网络电影的播放者与观看者合而为一，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网络电影自己播放给自己观看，这就是网络电影的观看模式。由于各人的偏好兴趣不同，也有了不同的选择，这也使得不同的网络电影能够分别得到不同人的点击观看。这也促进了网络电影作品的丰富。

3.自主性引发观赏的热潮

没有固定的播出时间，不论是凌晨，还是深夜，只要想看，就可以放映。因为自己就是网络电影的放映者。利用那些毫无用处的零散时间，上网欣赏一段网络短片，可以帮助释放工作上的重压，单调枯燥的日常生活也就不显乏味了。这种最为前卫的艺术也许是最适合明快而紧凑的休闲方式了，再不需要受影院放映时间的限制，自由自主，是观看网络电影最轻松的选择。不用走进影院，不用坐在影院固定的座位上，网络的普及带来了网络电影播放空间的进一步加大，无论是在家中、网吧、旅店、机场，只要有网络的地方，就可以看网络电影。

除了上述时间空间的自主外，网络电影的播放内容也是自主的。有人把网络上被整合的电影资源比喻为一种超级文本，并指出：“超级文本提供了一种可无限重新定位的系统，该系统的临时中心点取决于读者，从另一种角度讲，读者成了真正主动的读者。超级文本的基本特点之一是它由许多相互联接的文本本身组成，这些文本不存在组织结构上的主轴。”网络电影的观赏在人们的轻点鼠标中，就轻易地实现了中途的任意切断、播放进度的随意控制、画面的随意停止与放大、不同电影中的任意切换。4.匿名性给予自我的释放

网络电影寄生于网络，网络的特性赋予了它独特的匿名性。

网络电影的制作者具有匿名性，网络电影的制作者们不必过分地在意创作的种种规则与约束，他们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和方式来制作，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用网络电影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不必过分地在意制作水平的优劣和作品的得失。不论制作者是想在网络电影的制作上小试身手，还是想达到释放自己某种观点的目的，他们都藏在电脑屏幕的背后，在隐藏的身份下，不受创作条款的管制与束缚，也正因为如此，网络电影的作品才越来越丰富。

传播学 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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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这种重要的文学样式，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新生活的纪元时，其地位和作用越来越没落。新的载体为人类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生活选择，以电子媒介为核心的新的传播方式给人类带来了全新的生活。任何一种文学样式所蕴含的价值必然和时代特征密切相关，诗歌曾经给与我们的，今天已很难再次给与。这给人们造成一种假象，好像诗歌作为一种艺术样式其地位已经降低了，对它的相关研究也就显得可有可无了。事实上，整个文学研究还是以诗学研究为基础，这个基础依然是无法动摇的；文字仍在语言符号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如今的诗学，必然要发生应有的变化，才能适应时代的主体生活。

一些有识之士正在呼吁和进行着建立文化诗学的尝试，即将诗学问题纳入整个文化语境中去，这样的实践从二十世纪初起一直在进行探索之中。在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里，我们很难找到一样事物的相对稳定的规定性特征。面对文学的命题，一定要结合相关要素而不能将其单独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来考察，因此，诗歌研究必须拥有一种广泛视角。我国现代意义上的传播概念产生较晚，和诗学传播有关的研究迄今仍比较薄弱，在国内建立诗歌传播学十分必要。

著名的文艺学理论专家、北京师范大学的李春青教授在其专著《诗与意识形态――西周至两汉诗歌功能的演变与中国诗学的观念的形成》中指出：“在各种文化文本中普遍存在的互文性，乃是文化诗学研究方法合理性与必要性的主要依据。”他认为：建立文化诗学的基本原则在于尊重不同文类间的互文本关系，从而拥有一种互文本性的研究视角，打通不同学科之间的文本界限，进行综合比较研究。他将文本研究放在了特定的文化语境之中，将其从传播学角度来考察，这种诗学见解为诗学的研究和诗歌传播学的创建拓展了思路。

诗歌文本不仅是一种单纯的文学性呈现物，而是在特定的关系里产生的特定内涵，这种关系的基本纬度是由“言说者、倾听者、传播方式”构成的，因此，我们要从文化语境的构建和文本发生的意义来研究诗学，仅把着眼点放在文化语境上是不够的，还必须考虑传播发生的所有要素，即信源、编码过程、讯息、渠道、解码过程、接受者、反馈的可能性、噪音等。另外，诗歌的传播有其自身的特征，研究者要努力把握不同历史时期诗歌传播的具体特征，在关注诗歌传播社会功效的同时，还要注意到诗歌和个人内心情感的关系。

武汉大学中文系的王兆鹏在《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的思考》(《文学遗产》2006，2)一文中，从文本的角度将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归纳为四种类型。从传播手段切入，可分为口头传播和书面传播两类：口头传播主要用声音和肢体语言来传播，书面传播主要用书写刻印的文字符号来传播；从载体的物质形态出发，可分为单篇传播和书籍传播；就其传播途径而言，分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传播；就文本形态而言，有笺注式传播、选择式传播、评点式传播、本事式传播以及陪画式传播和改编式传播等等。该文对古代文学传播的方式的分类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对研究中国诗歌的传播方式，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杨志学在《诗歌传播类型初探》(《诗探索》2006， 1)一文中，从传播者的角度把诗歌传播分为四种类型：内向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内向传播是指诗歌的自我传播，是其他传播方式的基础；人际传播是诗歌符号的双向互动，是最常见、最直观、最丰富的传播；群体传播是指因人生志趣、审美态度、地域等因素结合在一起的诗歌群体行为；组织传播是官方组织和其它机构有意主动介入的传播活动；大众传播是指借助媒介力量进行的具有商品属性的传播行为。这篇学术论文从崭新的角度归纳了诗歌传播类型，虽然分类不一定十分科学，但对诗学研究仍具有启发性。

传播学 第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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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2日，汶川特大地震爆发。面对旷世巨灾，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国家各大媒体迅速启动灾难应急机制，纷纷在第一时间派出记者奔赴重灾区进行深入报道，及时准确、全面真实地向社会公布抗震救灾情况，正确引导了舆论导向，有效安抚了社会恐慌情绪。一直以来，由于灾难事件本身所固有的极强新闻价值与传播意义，灾难报道一直是新闻学与传播学重要的研究课题，“5·12”汶川特大地震过后，面对如何构建完善的灾难报道传播机制，如何从传播学角度完善灾难新闻传播的理论学科体系构建以更好地本文由收集整理指导实践等一系列问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赵志立研究员和他的研究生们开始了对于灾难传播学的研究，同时编写了《灾难传播学》一书，这是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第一部研究灾难传播学的专著。

该书基于新闻学与传播学基本原理，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将本世纪以来发生在国际和国内的具有重大影响的灾难事件报道的方法、策略进行了比较研究，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研究成果，提出新的理论观点与见解，深化和拓展了传统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理论内涵和外延。该书在研究思路上采取“灾难一灾难管理一灾难传播一灾难报道”的逻辑结构，共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是以灾难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为主，围绕灾难、灾难事件、灾难管理和灾难传播等基本内容进行阐释，对于灾难管理与灾难传播的联系与区别、灾难传播机理、传播方式、传播模式进行深入探讨，对新闻传媒在灾难传播中的地位、作用以及运行机制等问题进行详细研究。下篇主要针对灾难报道研究，从新闻传播工作的性质、功能和任务出发，研究灾难报道对象、方式、流程，分析灾难报道应掌握的基本原则、方法、策略和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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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 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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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化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中”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还是一个历史概念和文化概念。中国古人对时空的把握和体认，源于对自然及其变化的观察。我们的先人认为，大地是一个正方形的平面，中国处于大地的中心，中国之外有四夷，四夷之外有四海。而大地的绝对中心就在中原地区。在中国人独特的宇宙观念下，郑州登封成为中国早期王朝建都之地和文化荟萃的中心，中国几大主流文明———儒、佛、道都在这里建立了弘扬传播本流派文化的核心基地，这里也成为人们测天量地的中心，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正是“中”文化的物质体现。“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的礼制文化，“传道济世、兼容并蓄”的书院文化，“慈航普度、仙真仪范”的宗教文化，“经世致用、求真求理”的科技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多辐辏在此，并成为中国文化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源泉，辐射四方。

2010年8月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这表明了国际视野对中原文化“中”之特性的普遍体认，也昭示了对内包容、对外开放的中原人文精神已经成为世界人民的宝贵财富。

中原人文精神之“中”，更体现在它对异质文化的巨大包容性和改造功能，以及它的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包容精神上。“中原文化通过经济、战争、宗教、人口迁徙等众多渠道，吸纳了周边多种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实现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观念的全面融合与不断升华。……如中原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就是东夷集团的海岱民族和中原民族交往、融合的结果；郑州大河村遗址中出土的一些富有山东大汶口文化特征的陶器，说明中原文化在那时就开始吸收周边文化成果，熔铸自己的文化。胡服、胡乐、胡舞、胡人食品在汉唐间传入中原，都融入中原文化之中。世界其他地区的宗教基本都具有排他性，但是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传入中原，却被本土的儒道文化所接纳，成为中原文化和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文化传统

“农业最早是在中原地区兴起来的。中原农耕文化包含了众多特色耕作技术、科学发明。裴李岗文化有关遗存中出土了不少农业生产工具，为早期农耕文化的发达提供了实物证据，尤其是琢磨精制的石磨盘棒，成为我国所发现的最早的粮食加工工具。……三皇之首的伏羲教人们‘作网’，开启了渔猎经济时代；炎帝号称‘神农氏’，教人们播种收获，开创了农业时代；大禹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水，推进了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数学、测绘、交通等相关技术的进步”。

历史悠久的农耕文化，丰富了中原人文精神的内涵。中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可以归纳为八点，即：和谐共存的自然观念，和谐共处的社会观念，反分重合的国家观念，以人为本的人学观念，知行并重的求知观念，有所作为的人生观念，重德守信的伦理观念，尚俭节用的经济观念。这八点今天已作为普遍价值被中国人接受，并成为中国文化秉持的基本原则，但在其根源处，这些价值观却是中原农业文明的孕育和滋生的结果。其中，像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它的前提就是因农业劳动而形成的人对土地的依附关系；人与他人的和谐共处，则是乡居者围绕土地形成固定社群后，协调利益关系必须持守的原则。同时，中原地区形成的国家形态，具有典型的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特征。国家观念上的反分重合，是农业民族重视家族血缘、社群和谐的自然延伸。而所谓的以人为本、有所作为，其前提也是因为土地首先为人的生存提供了一个不可更移的衡量，然后才有了人不断扩张其实践力的变量。

“商”文化传统

中国商人、商业和商业文化的起源在中原，是考古学界、史学界的共识。郑州商城遗址是中国商代都城的遗址，1955年发现并开始发掘，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商朝人擅长贸易，“商人”称呼即来源于此。由此可见，郑州正是商业文明的起源地，也因此留下了商业文明的诸多佳话，如“新郑人弦高，在经商途中遇到了秦师入侵，以自己的十五头牛为代价智退秦军。……第一个由政府颁布的保护商人利益的法规《质誓》就诞生于春秋时期的新郑……最早的商家诉讼条例也发生在春秋时的郑国即今郑州……清代巩义的康百万家族，更是写下了‘富过十二代、历经四百年而不败’的商业神话。由此可见，中原商业文化在中华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原文化传播工程的顶层设计

中原文化源远流长、内容丰富，要对中原文化进行有效的传播，必须把握好中原文化传播的指导方针、基本内容和实现路径，具体来讲，主要应把握好以下几点。

（一）提炼关联文化元素

中原文化博大精深、涵盖面广，因此需要对丰富的中原文化加以分析、梳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从中提炼出那些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体现当地文化整体风貌的优秀文化。因此，应按照地缘相连、文化特质相同、历史阶段相近、外在形象相似等原则进行顶层设计，对中原文化资源进行梳理分类，通过提炼关联的文化元素，聚焦品牌的核心元素，彰显中原文化的整体魅力。

（二）确定中原文化传播主题

根据上文对中原文化传统的提炼，可归纳出四大中原文化传播主题：第一，依托新郑黄帝故里、始祖山、拜祖大典、炎黄文化节等核心元素，体现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自强不息的指向，策划“叩祖寻根”文化主题，弘扬源远流长、团结统一的爱国精神；第二，依托“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嵩山自然人文景观等核心元素，体现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指向，策划“天地探中”文化主题，弘扬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包容和创新精神；第三，依托裴李岗遗址、大河村遗址等核心元素，体现自然和谐，内敛自足、低碳环保的指向，策划“重农兴邦”文化主题，弘扬顺应自然、和谐共处的和谐精神；第四，依托商城遗址、康百万庄园、现代城市商业等核心元素，策划“商道在豫”文化主题，体现诚、信、义、恕、让的指向，弘扬艰苦创业、开放进取的创业精神。

（三）选择有效的传播路径

文化传播要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就要发挥文化的渗透力，使文化具备更广泛的大众基础和更强的影响力，使之具有持续性。纵观文化发展和传播的历史，可以发现，文化传播主要通过商贸活动、人口迁徙、教育等途径进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大众传媒逐渐成为现代文化传播的主要手段。中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正根”“正道”“正宗”“正统”，对其进行弘扬传播就要切实使其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中原文化传播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通过多种途径，不断扩大中原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中原文化的弘扬与传播

按照以上中原文化传播工程的总体设计，中原文化传播主要通过以下途径进行。

（一）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加大宣传推介力度

以文化宣传部门为主体，统一部署，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宣传中原文化的魅力和神韵。首先，通过举办全国乃至国际性的规模较大、层次较高的推介宣传活动，利用全国各地的文化场所和国内主流媒体充分展示中原文化，提升中原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如继续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举办“中原文化周”“中原文化行”等大型活动。其次，在河南省境内举行全国或国际性质的展览和演艺活动，如大型文艺晚会、戏剧戏曲演出、图书节、书画摄影展等，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为河南作为中原文化核心区域的形象造势，形成一个关注中原文化、学习中原文化、研讨中原文化的热潮。

再次，各级文化宣传部门要为中原文化的宣传与推广提供强有力的政策和组织保障，把中原文化宣传工作“作为一项有组织、有系统、有计划的长期工程，每年都应当确定一个面向国际、国内市场的推广主题，有系统地推广中原文化。要围绕推介活动主题，以新的思路、新的国际视野、新的科技能力、新的文化传播载体，以开放的姿态与心胸，充分发挥自己的历史和资源优势，设计丰富多彩的推广活动，搭建交流的平台和对外文化营销的渠道，使民众能够系统地了解中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精髓内容”。

（二）充分利用媒体媒介，扩大宣传范围

动用一切可利用的各种媒体，实现跨媒体联动宣传。借助出版传媒，出版中原文化系列丛书，以中原文化为主题参加各类书博会和图书展。借助新闻传媒进行中原文化同一主题的文字版、音频版、视频版同步报道。借助影视媒体，推出以中原文化为内容的影视作品和动漫作品。借助新兴媒体，在门户网站上开设“文化中原网上巡礼”大型专题，不断更新有关栏目之下的音视频、图片、文字等。通过专业机构设计研发“中原文化”智能手机终端应用软件，实现“中原文化尽在掌中”。拍摄中原文化系列电视纪录片，在电视台、电台网站同步播出，同时通过网站提供下载，通过报纸刊登解说词、编创人员创作体会和观众的观后感，全方位宣传中原文化。

（三）不断推出精品力作

品牌经济时代的品牌效应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在文化产品和文化产业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一个文艺巨星、一部精品佳作的市场号召力和现实影响力，是一般的数量叠加所难以企及的。所以，中原文化的有效传播离不开名人名作的精品化。

首先，整合资源，有计划地宣传河南名人，可以利用系列丛书、电视系列片等打造河南名片，通过他们的成就扩大中原文化的影响。其次，加大人才培养，特别是培养大量民间文化艺人、非物质遗产文化传承人、文化专业人士，抓紧培养、推介具有全国影响的名作家、艺术家、学者、教授、编辑、记者、主持人、出版家、创意家、文化经纪人等，通过他们的创造加工，不断把各种优秀的文化资源加工整合成具有较高附加值、较高艺术含量的文化产品，在文化产品的推销和推广中传播中原文化。

再次，借助优秀人才的聚合和综合优势的发挥，推出更多代表中原形象、风貌和精神的各类文化精品，创作出值得人们永久记忆的文化力作。加强对文化品牌精品力作的宣传推广，运用各种媒体、公共文化场所等传播渠道，开辟专门频道、版面、场地，展演、展映、展播、展览中原文化的精品力作。组织文化学专家在电视台推出系列讲座，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全面、系统、生动地讲解中原文化。重视把传播中原文化和人民现代文化生活密切结合，用底蕴深厚的中原文化引领百姓的文化消费，如旅游、度假、健身等。

（四）积极组织阐释研讨

传播学 第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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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认为美国传播学具有经验主义或行为主义的特征，而形成这样的传统有两方面的历史原因。

第一，它是在20世纪初美国五大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形成强势的背景下，汲取它们的研究成果而逐渐形成的学科。这些美国的社会科学倾向于主要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手段进行研究，认为社会科学主要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规范性的科学，较多地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解释社会现象的有效性，要求把科学知识与关于对科学知识的道德评价区分开来，以便对社会和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进行客观的研究。美国早期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验的、量化的、以实际结果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对于后来传播学研究影响很大。

第二，美国传播学形成的过程中，较多地得到各种基金会、财团和私人的捐款，因而多少要反映这些投资者的投资要求和意图，当然会更多地体现出实用性。特别在媒介市场和广告方面，传播学的研究达到了相当的精确性和预见性，大受欢迎，以致一些研究机构成为这些领域的必要附属机构。

概括地说，经验主义传播学建立在以下三个哲学基点上：量化的归纳主义、因果决定论、诉诸持续的量化分析、统计实验的观念。不少赞同这些哲学基点的学者认为，统计实验是检验理论假设的唯一方法。他们较少关注各种权力组织或媒介组织结构带来的控制问题，较少从传播工具的历史和现代角度分析工具的社会意义。

二，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形成和发展

直接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相对的批判学派，主要集中在美国，所以有'欧洲批判学派'之说，这是由于批判学派的思想来源，主要在西欧。第一次两个学派（这只是从现在使用这两个概念的意义上）的冲突，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流亡美国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学者，通过论证意识形态霸权的美国形式──大众文化，开始与萌芽时期的经验主义传播学对立。这些受到法西斯迫害而来到美国的学者，其哲学思辨的传统与美国社会科学中反思辨的倾向发生冲突。出于对本土法西斯统治的憎恨，以及学术传统的延续性，他们较多地注意到美国与纳粹德国的联系和相似性，美国给他们提供了一种不尽相同的研究题材和契机。对法西斯的批判并没有导致简单地认同美国文化，他们认为这都是权威主义，只是形式不同，美国不是用恐怖和高压统治，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大众传媒为途径的大众文化，来实现'权威主义'。所以他们倾向于使用批判的、较为极端的词句来谈论美国的大众社会和大众传播媒介。

他们大多在美国主流文化中影响不大，其中一些人后来回到欧洲（例如阿多诺，adorno,t.）。但是他们在美国还是培养或影响了一批新的批判学派学者，使得连续出现关于美国媒介文化研究的著作，主要讨论大众传播的'内容'在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效果'，进而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他们认为，当今娱乐与新闻已经不可分离，特别在电视中，只有娱乐节目才能使新闻得到销售。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早期的例如c.米尔斯（mills,代表作《权力精英》the power elite,1956）、b.罗森伯格（rosenberg）、d.布尔斯廷（boorstin）等等。他们注重大众传播的'内容'对'效果'问题的研究，通过批判性的考察传播效果而阐述了媒介如何发生作用，如何影响受众的思想。

70-80年代从各方面审视传播现象的批判学派代表中，较为激进的如j.阿特休尔的《权力的媒介》，而最为'激进'的是h.席勒（schiller）的一系列著作，他提出了媒介帝国主义理论，代表作是《大众传播和美国帝国》，其他著作还有《思想管理者》（1973）、《传播与文化霸权》（1976）等。其他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还有h.甘斯（gans,代表作《什么在决定新闻》deciding what's news,1979）、j.凯里（carey）、t.吉特林（gitlin）、m.里尔（real）、l.格罗斯堡（grossberg）等等。

60年代，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mcluhan,m）从媒介技术和文化角度提出一系列新的观点。如果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他不同于美国的经验主义学派，但与批判学派的观点差距也很大。批判学派是从大众媒介的内容及其控制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着手进行研究的；麦氏是从大众媒介工具本身、尤其是广播电视等电子传播工具对人的认识及人类的社会作用，着手进行研究的。

就研究方法而言，早在40年代l.林德就对经验主义的研究偏向提出了问题：'坚持它的人通常将自己置于现行的体制之中，暂时接受它的价值和目标，从事收集数据和描述趋势这些工作……时间是漫长的、数据总是不会完整，形势不断在变化，当'客观的'分析家在情况中发现更多的应记录东西时，他就会被更深地拉进假设的网络中，从这种假设出发，他正在研究的体制假装在运转。'（殷晓蓉，1999:29）当经验主义传播学深入证明一些假设的时候，例如色情和暴力的电视镜头是否会对青少年造成不良影响这样的研究项目，批判学派的观点不在于证明是或否，而认为即使数据证明无害也无意义，因为这是要靠价值观来解决的。数据在这里无能为力，科学的数据只能客观地发现存在什么，但不能表示应该存在什么。

三，欧洲批判学派的理论、理论来源和代表人物

欧洲学者的研究涉及到大众传播的，有一部分是专门研究大众传播的学者，例如英国的r.威廉斯（williams，著有《传播学》）、s.豪（hall，著有《制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n.加恩哈姆（garnham，发表过论文《关于大众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贡献》for a contribu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communication）等。

另一部分人不是专门研究大众传播媒介的，而主要是研究社会学、符号学、政治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文艺理论等等方面的。他们较少同美国的经验主义传播学观点直接对立，各研究各的，但是若分析各自的观点，从研究方法、切入的视角到结论，差异确实较大。例如j.哈贝马斯（habermas，著有多卷本《交往行动理论》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ction）、m.福柯（foucault）、p.布尔迪厄（bourdieu，著有《关于电视》sur la television）、r.巴尔特（barthes，著有《神话──一大众文化诠释》mythologies）、t.凡迪克（van dijk，著有《作为话语的新闻》news as discourse）等等。

他们的著作自成体系，相当艰深，从不同视角对当代传媒的权力体系和大众文化的商业化倾向进行了分析性的批判。如果一定要再划分一下，可以有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派和文化学派、法国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地中海沿岸学派等等，但是界线划分得并不十分清晰。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传播学欧洲批判学派的主要学理基础之一，当代还有一些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补充、修正的'后马克思主义'，观点较为纷繁。以下是批判学派的几个主要的理论研究视角：

1，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批判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从经济基础来说明大众传播的性质，着重指出了媒介工业如何受制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各种权力，从媒介所有权、经济结构探讨各种媒介现象。这一点是欧洲批判学派的要点，如凯.米勒所说：'对批判学派的学者而言，再没有比权力更重要的概念了。权力控制及支配等问题是所有批判理论──不论是有关经济的、社会的还是传播的理论──的中心。'（米勒，2000:101）

2，文化工业论和非真实意识论（cultural industry theory and false consciousness theory）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认为，媒介的意识形态具有决定受众观念的作用，以文化工业的形式出现的媒介，往往掩盖了它们这方面的本质。人们很难知觉自己所相信的意识形态正在奴役自己，偶有反抗，也会被既定的意识形态所压抑。如一些批判学派的学者所说，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一种态度或信仰，它还'构建我们的思想，控制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意识形态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存在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可能的。（米勒，2000:105）

3，主流意识形态分析（dominant ideological analysis）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想说明：大众传播如何以间接的、无意识的方式，透过传播结构、专业理念或例行业务，不断复制着主流意识，从而成为统治者统治的一个环节。

4，唯名论（nominalism）和多义性（polysemy）研究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反映意识形态的流通符号，进行内在涵义的分析。研究者认为，统治的权力结构不仅存在于政治经济或意识形态领域，也存在于日常流通的生活符号中。权力的存在是多面向的，各种符号的涵义也是多样化的，需要探讨日常生活情境、媒介使用和意义建构之间的联系。

给批判学派提供相对具体的理论基础的主要人物，首推意大利共产党的领袖葛兰西（gramsci,a.1891-1937），他1926年被意大利法西斯逮捕，判刑20年，在狱中写作了长达4000页的笔记手稿，对以往革命活动进行了总结和反省。其中，他提出的'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理论对于后人分析社会，提供了一种宏观的基本认识的切入口。

当代为批判学派提供了理论基础的学者中，下面的几位较为著名：

法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者阿尔都塞（althusser,l.1918-1990），他的研究主要涉及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功能、扮演何种角色。他关于意识形态建构主体功能的论证，认为人本质上就是意识形态的，并且在不同的类别、领域和实际仪式等意识形态中生活、变动和存在着。这对于传播学批判学派中的意识形态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

英国文化学家s.豪（1931年出生于牙买加）被视为批判学派的又一个当论来源。1985年国际传播学年会上批判学派的主要发言人就是豪，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他从宏观文化学角度，提出了媒介建构社会知识、形成规范和反应价值、塑造共识和提供'合法性'，从而扮演意识形态的连构（articulation）角色。这对于批判学派的文化分析，提供了一种思路。

法国当代哲学家福柯（1926-1984）的广义文化符号分析方法，对于从本文分析角度入手研究大众传播，影响巨大。他通过一系列具体分析的实例，实际上认为权力广泛分布于知识、交往词汇之中。意识形态泛化，并且形成'权力/知识'的对应。由于权力潜在于知识中，因而当人们更了解自己和控制自己时，也更被了解和控制。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1929-）属于第三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理论大家，著作等身。他提出的合理的交往的理念，以及质疑媒介商业化、从而提出的'公共领域'的概念，对于批判学派分析、区分媒介发挥作用的领域，提供了启示性的思路。

四，近年批判学派的主要代表作

近年世界各地以批判的或非经验主义的方法对大众传播进行研究的著作有不少，试举例如下：

──英国学者默利（morley,d）的《电视、受众和文化研究》（television,audiences and cultural studies,1992），作为文化学派的研究者，他对电视观众构筑过程进行了研究；

──以色列学者戴岩（daniel,d）、凯茨（katz,e）的《媒介事件：历史的实况转播》（media events:the live broadcasting of history,1992），他们以文化批判的取向，对电视同步转播的文化构成进行了研究；

──澳大利亚学者费斯科（fiske,j）的《理解流行文化》（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1989），对流行文化进行了本文分析和意识形态解读；

──美国学者巴格迪肯（bagdikian,b）的《媒介垄断》（the media monopo-ly,1992），对各种控制媒介的隐蔽权力进行了揭露和分析；

──美国学者吉特林（gitilin,t）的《内在的黄金时段》（inside prime time,1994），对媒介生产、传播过程中权力关系的变化进行了研究；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研究小组的《获取信息：新闻、真理与权力》（getting the message:news,truth and power,1993），以本文分析和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方法，论证了媒介与权力的关系；

──英国学者戈丁（golding,p）的《媒介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edia,1997），从政治经济学角度阐述了传播产业中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以色列学者李伯斯（liebes,t）和凯茨的《意义的外销》（the export of meaming,1993），研究了人的文化积淀如何影响接受信息意义的构成问题；

──美国学者麦克马内斯（mcmanus,j）的《市场驾驭新闻学》（market driven journalism,1994），研究了市场机制在媒介生产过程中的体现；

──英国女学者莉文斯通（livingstone,s）的《感受电视：受众解读心理学》（making sense of television:the psychology of audience interpretation,1990），采用解读本文、构造意义的理论分析了电视观众的接受心理；

──美国女学者格雷厄姆（graham,l.）的《在subaru-isuzu线上》（on the line at subaru-isuzu,1995），研究了组织传播中的'团队'，如何通过协调控制实现组织霸权，等等。

这些研究本身不一定是针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传统的，但是从另外的研究视角平衡着传播学研究的天平。

五，我们如何评价批判学派

不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传播学批判学派，他们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差别，除了方法上侧重面不同外，在研究视角上也存在较多的差异。批判学派一般是从宏观、中观角度分析问题；经验主义传播学较多地是从具体问题出发，较为微观地分析各种因素如何构成某种结果。但是双方不论在方法还是角度上，仍然是互通的。英国不少传播学者，观点上属于批判学派，研究方法上则采用了相当多的经验主义的作法；美国当代传播学研究中，也越来越多地渗入了批判学派的研究方法。

传播学批判学派，特别是美国国内的的一些这方面的著作，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它主要针对的是资本主义传播业中的缺陷，在表现自由的环境中，提出的批判是深刻的和尖锐的，其中有些观点特别激进，带有相当的乌托邦特征。但是它对于遏制资本主义条件下传播业过分的发展偏向，是有一定抑制作用的，甚至是一种必要的学理性的监督。

对美国而言的欧洲以其他学科研究为主的大家（例如现在较著名的福柯、哈贝马斯、布尔迪厄等等），他们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视角，对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缺陷，在学术上恰恰给予了相对应的补充，并且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使得现在的主流传播学，不知不觉地借鉴了不少批判学派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我们可以较多地借鉴批判学派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其中很多严肃的科学方法也是我们所缺乏的。但是我们似乎更缺乏精确的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研究传统，差异造成更大的吸引力，形成引介的主流，这是经验主义传播学能够得在我国得到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刚刚开始，不宜在缺乏市场经济因素之时过分强调批判学派的批判观点，但要有意识地适当引进批判学派认识问题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因为造成一种学术平衡是必须的；这对于提醒人们尽可能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曾经出现的问题，也是及时和有益的。现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传播中已经出现的各种问题，有些可能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有些则是由于我们没有或很少引进传播学批判学派的观点造成的，对于应该知道的东西无知，把人家已经经历过的教训还在当作正面的新鲜经验。在这个意义上，目前需要较集中地引进一些批判学派的经典著作，学习他们的研究方法，采用他们的切入视角，观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众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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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论著：

贝尔（1989）：《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中文版

巴特（1999）：《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布尔迪厄、哈克（1996）：《自由交流》，三联书店中文版。

包亚明主编（1997）：《哈贝马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包亚明主编（1997）：《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米勒（2000）：《组织传播：入门与程序》，华夏出版社中文版。

刘北成编著（1997）：《福柯思想肖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版。

阮新邦（1999）：《批评诠释与知识重建──哈伯马斯视野下的社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

张锦华（1994）：《传播批判理论》，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版。

陈学明等编（1998）：《阿多诺、马尔库塞、本杰明论大众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版。

陈学明等编（1998）：《哈贝马斯论交往》，云南人民出版社版。

林丽云（1999）：《一个英国传播研究左派重镇的崛起》，《传播研究简讯》20期。

哈贝马斯（1995）：《交往行动理论》第一、二卷，重庆出版社中文版。

席勒（1996）：《思想管理者》，台湾远流出版公司中文版。

殷晓蓉（1999）：《论战后美国传播学的理论发展》，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论文。

奥斯维特（1999）：《哈贝马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传播学 第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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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的清明节或许是近年来最有文艺范的一个清明。因为就在前几天，诞生于1300年前的诗圣杜甫突然忙起来而且火起来了：时而手扛机枪，时而挥刀切瓜，时而身骑白马，时而脚踏摩托、时而耳配ipod……好事的网友们戏称其“杜甫很忙”！关于这一现象，有人称是对文化的恶搞，有人说是对诗人的亵渎，有人说不过是一次炒作，也有人说是另类的缅怀……不管怎么说都有其道理。而对于传播研究领域来说，我们可以认为这就是一种新的传播形态，“杜甫很忙”事件本身具有鲜明的编码解码特征，且传播效果可以说是红遍网络、一时无两。 教科书的难堪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在高中二年级《语文》书中有这首杜甫著名的《登高》，诗文右侧配有一幅杜甫侧坐望天的半身画像。这幅画，正是网上多组“杜甫很忙”的源图。在涂鸦的杜甫画像里，杜甫简直“无所不能”，时而化身送水工、机枪男、骑自行车的人等；时而又变成各种动漫形象，海盗路飞、火影忍者、宠物小精灵……不仅形态各异，且喜感十足。据悉，教科书上被网友“发挥”的还不止杜甫，李白、辛弃疾及一些外国名人画像都曾被上课不专心的学生拿来涂鸦。此次“杜甫很忙”事件更是引发了涂鸦的高潮，据传为了画杜甫，向来冷清的语文课本都卖到脱销了。国学的教科书不是因为文学而受重视，却是因为涂鸦而被热捧，这是语文课本编委们所始料未及的。但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素质教育严格来说是美术教育先行，对于开发学生的聪明才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漫画涂鸦这种编码方式对于传播中国古代文化、开拓中国文化的新思维也是具有很广泛的实用性的。 策划人的解构

在“杜甫很忙”狠狠地忙了一阵子之后，幕后推手终于被找到了。据3月29日的《金陵晚报》报道，“杜甫很忙”原来是一个公关团队的策划，策划者是国内著名的营销人士薛某。关于策划的初衷，薛说是为了帮一个博物馆做传播，想引起更多人对那家博物馆的关注，而对于博物馆的名称却绝口不提。从“关注”的数据来衡量，“杜甫很忙”的策划的确是达到了效果。但是博物馆能得到什么呢？即使不理会那些骂声和鄙视，我们也很难看到策划之后的正面效果。人们也不会冲着“杜甫很忙”的策划而跑到博物馆去。策划要求新颖，却不能靠作践文化名人而求得“别具一格”。网友说，其他国家如欧美，可以恶搞总统等政界人士，但没有恶搞莎士比亚、马克·吐温等文化大师之类的荒唐事发生。对文化名人，尤其是对文化，无论如何应该怀有敬畏之心。在舆论的批评面前，薛先生说没必要那么上纲上线，“杜甫很忙”就是娱乐一下。恰恰这种娱乐性的解构，正是事件得以爆发的“火药桶”。“杜甫很忙”非常精准的找到了受众（非目标受众）解码的最佳方式——对诗圣画像的涂鸦，从而吸引了大量的受众投入解码和重新编码的进程之中，终于给整个事件带来推波助澜的巨大机遇。 博物馆的卖点

今年恰逢诗圣杜甫诞辰1300周年，一场以某博物馆主办，薛某某公关团队承办，某某故里管理所协办，某博物馆官方微博全程报道的名为“杜甫很忙”的新闻会在成都举行。某博物馆营销宣传部主任、某某故里管理所所长出席了此次会，并作精彩发言。主任说：某某草堂博物馆很不认可网友这种涂鸦杜甫的行为。网友将杜甫画像拿来涂鸦，是对杜甫的一种亵渎，“娱乐也要有一定的尺度，恶搞也需要看对象。”大家关注杜甫是好事，但因为对象是杜甫，网友创作时也要考虑杜甫的身份地位，尊重传统文化。所长说：我们尊重杜甫这样的历史文化名人，敬仰杜甫文化。“希望网友不是恶意的，如果刻意丑化杜甫形象，他的家乡人是很生气的。此次事件对杜甫画像的恶搞，引起广大网友的不满，纷纷表示要抵制这种恶搞。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官方微博转发一组“杜甫很忙”涂鸦图，并配上韩愈的《调张籍》一诗：“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似乎对网友行为颇为不满。种种新闻通稿式的宣言，以及各种欲盖弥彰的表白，把各自的卖点巧妙托出。对大众舆论又爱又忌，对整个事件的背后操作欲说还羞，杜甫的“家”人可谓用心良苦。 行乐图的意外 艺术珍品的魅力是无穷，大师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传播要借力，就是要借大师之笔，借大师之光，借大师之名。哪怕这个大师一直以来并不是蜚声寰宇，而只是名扬一隅；哪怕他只是大师的学生，只是被大师光环遮住的大师。蒋兆和先生大概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创作的一幅《杜甫行乐图》，居然会在网上很走俏。这位创作了《流民图》，被称为20世纪中国水墨人物画的一代宗师、中国现代画坛独领风骚的艺术巨匠，是一代宗师徐悲鸿的追随者，是徐氏写实主义绘画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人物和积极的弘扬者。出自他手笔的那个忧国忧民的杜甫，正是以独有的魅力，再现了杜甫人格高尚的卓越形象。也正是这个卓越的杜甫，穿越1300年时光之旅，成为今天的大忙人。这对《杜甫行乐图》是意料之外，对于涂鸦学生却是情理之中——这幅画画得太好了，画中的杜甫甚至适合用来改编成任何漫画剧本的、电影剧本的乃至各种剧本的主角。如果说大师描绘出来的还只是形象，那么诗圣本身的名气更是适合出演任何角色而不至于让饰演对象掉价，且只会让饰演对象有更浓的文艺气息。这种娱乐化的意识形态，给“杜甫很忙”事件传播充足了行动力。 “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杜工部的诗，至今读来，仍让人精神振奋。希望对诗圣的缅怀，在小小的玩笑之后是真心的学习和敬重。希望所有拿杜甫开涮的小朋友以及用杜甫来卖广告的大朋友们，不要忘记诗圣安于清贫却忧心家国的精神。要知道，只有尊重古人、尊重原创，才是对待自己、对待未来最正确的态度。

传播学 第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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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别人该知道传播学的想法是霸道的，因为即使学了传播学的学生在做毕业论文时，完全是一头雾水。曾经有学生在毕业论文答辩完毕的当天，诚实地对我说：“老师，您别看我要毕业了，那个传播学我就不知道讲了些什么。”对一个学科来说，这不算好状况。外界对传播学很生分也就罢了，传播学内部人士对传播学是什么不太明了也无兴趣，让人不得不深思。造成生分状况的根本原因来自本学科建设的缓慢。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这都是很现实的基本问题，而在我国目前更突出一些。从传播学的学生到传播学的教师，我积累了很多的感触。传播学教育，尤其针对本科生的传播学教育，目前最迫切需要改变的是教材建设。教材的改变需要从三点入手：第一点，全面消化欧洲批判学派和美国经验学派的现有研究成果。第一点是前提，打个不贴切的比喻，好比是动物过冬储备的脂肪。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传播思想各种文化都有论及，但不是每种文化都生长了传播学，传播学所探讨的问题又是每种走入现代的文化所共同面对的。所以我们必须引进先行者的成果。第二点，教材的编写宜体现这样的目标：推动学生思考他们自己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价值，思考自己生活其中的历史和文化，审视自己所处的时代。第三点，教材要有很强的中国味道。这种味道是从教材内容里清清淡淡散发出来的，没有堆砌的痕迹。如果本科生传播学教材在这三点上真正做到了突破，所培养出来的本科生在学科素养上会得到很大改观，传播学的本土化可以说是落到它该落的地方了。假以时日，一个老师在课堂上所传授的知识为学生高度接受之后，按传播学原理，它的效应可以放大，以一及十，能够为传播学营造继续生长的良好社会环境。

传播学教师可以参照的教材很多。国外译介的传播学教材偏重欧美，其中又以美国为多，其他国家的很少。这些教材基本上是大众传播的著作。而大众传播只是传播学的最醒目领域，不是唯一的，甚至可能不是对人类的命运来说最至关重要的领域。这种局面与我国的新闻学教育现状有关系。我国的传播学学科都作为新闻学专业学生的必修科目，不可能像国外有严格区分的新闻学专业和传播学专业，传播学作为新闻学学生的理论课而存在。

即便大众传播学，所译介和本国编写的教材也多有偏颇，重在美国，忽略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成果。近两三年所翻译的美国传播学教材中增加了欧洲学者们的理论成果部分，但篇幅不是很多。欧洲国家中英国的教材因对通俗文化的研究被介绍进来，但不像美国那样系统且更新及时。美国传播学教材中小约翰的《传播理论》，功底扎实、理论高屋建瓴，鲜有别人能超越，不过，那本书本来不是本科生教材。这种局面造成了即便在大众传播学方面，也是缺胳膊少腿的：大众传播学教育基本上在用经验学派这一条腿走路。联系到传播学的费廷斯格的认知不和谐理论，一个瘸子走路的样子在人的心里引起的感觉是不舒服的。这里没有笑话残疾人的意思，但一条腿的现状会让学生们不理解：美国的月亮真的那么圆吗？如果不是，为什么从头到尾都在讲美国？

我国编著的传播学教材目前体现了译介的两大缺陷：第一，狭隘地集中在大众传播领域。第二，消化了大众传播学的经验学派一派的理论，对批判学派的理论还处于初步整合的阶段。不过，老师们都普遍意识到了这两大缺陷，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政治传播、跨文化传播和健康传播的国外专著和教材都陆续译介了进来，同时许多人都在致力于消化批判学派的成果，相信高度整合的传播学教材不久会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由于不同的理论取向，英国和美国的传播学教材非常不同。英国教材重在揭示我们所经历的但不常深思的另外一面，把传播问题放到宏观的社会结构和人类历史、文化之中，又高又远，庞大壮观，眼光却是怀疑和批判的。这样的教材接受起来肯定艰涩一些。美国的本科生教材编写的都很浅显，但并不意味着不教给学生另外一种看待日常生活的眼光，它们也会给人“原来可以这样想”的感觉，但它们往往集中挖掘一个问题而略了其他，好比挖井，上了瘾一般挖得深了又深。这样，两个国家的教材视野都能激发联想，启发学生思考许多问题。这些教材在体例上没有像我国那样分割成第一节、第二节和各节中的一二三四，在许多我们看来很关键的问题，甚至没有给出严格的定义，而是给学生很宽泛的一个概念，论述也很灵活。我很长时间很奇怪，事后回想起所读过的教材，印象深刻的观点和事例为什么是这些教材里的，而不是来自体例严格用语严谨的国内教材？后来我总结了一下，归功于这些教材所体现的教育价值观，而这价值本是人作为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所应该拥有的，它理当是所有学科所共同追求的，带有一定普适性。众所周知，今天大学生的培养和10年前相比，社会环境都大不相同了。10年前我们可以毕业之后选择另一个行业就业，一切重新开始都来得及。如今学生们在填写高考志愿时，往往意味着选择了今后从事的行业。现在的毕业生规模和国家的产业结构导致学生们在填写志愿时要非常慎重：一定要照顾自己的兴趣选择专业，否则不仅读书时读自己不喜欢的专业，毕业后还要从事自己不感兴趣的职业。新闻专业的学生们少不了无奈之余放弃了心爱的专业而来的，但很多都是本着自己的兴趣而做出的选择。前面说过，我国的传播学理论基本上是给新闻专业的学生讲授，如果认为新闻学不需要太多理论，实在是谬见大矣。新闻学教育重在传授给学生新闻的制作细节和制作过程，它的培养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新闻媒介组织输送采编人才。而这种技巧的培养是有前提的：它也必须遵循教育的基本目标――培养能够完整认识自己的人，明白自己活在世上的价值在哪里。这个教育目标对新闻专业的学生很重要。搞新闻的尤其特殊，因为每个新闻人较之其他职业的人，所经历的乃是双重的人生：他/她自己的和他/她每次采访所构成的人生。他/她总要经历显著的、异常的、紧迫的、重要的那些人和事，还要体会时间爆炸的感觉：仿佛历史的旁边就站着自己。新闻人的职业人生和他/她的自我之间存在着紧张，这紧张交集在一个个体之内，本身就是一个传播学问题。传播学需要借鉴心理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的理论，充实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的内容，并且要和学生们以后要经历的职场生涯密切联系起来讲授。这些内容不仅帮助学生们看清自己，也深入思考自己和社会的关系。这合乎传播学的社会科学性质，它所要求的审视的眼光，首先就是审视自己。其次，激发学生思考自己所处的历史、文化和时代。许多传播问题说到底是文化的问题，而文化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植根于历史之中，充溢在吃喝拉撒的行为里。再往深里讲，传播问题是我们的心灵问题。文化里隐藏着和再生着我们的心灵问题。历史和文化中免不了让人伤心的教训和让人击掌叫好的经验，有时一则小消息的采写蕴含的意味就很多。就大众传播来说，自旧上海《申报》以来，媒介领域有太多东西可以为传播学教材所用。晚清以来，我国跌宕的历史也能为大众传播提供足够多的旁证素材。传播学更是一门积极观照现实社会的学科。网络普及开来后，整个社会在对新一轮信息革命的适应中，遭遇到许多问题，至今仍然在摸索中。传播学教材必须体现本学科对新传播阶段的摸索，这有一定前沿性，对学生来说是必须的，教师必须帮助学生仔细地观察这个社会上与本学科有关的主导领域。

我读美国的传播学教材，发现一向称“我们地球”而非“我们美国”的美国学者们在编写教材时，除了跨文化传播，大众传播教材都相当地“我们美国”。拿电影的发明来说，对爱迪生的贡献写得很仔细，对欧洲发明家的贡献一句带过。对本国的传播理论条分缕析，其他国家包括欧洲那些国家的简单介绍完事。我们的日常生活本来已经被高度美国化了，课堂也要被美国化吗？从穿的衣服、吃的食品、看的电影、听的歌曲到图书馆里能够借阅的传播学教材，学生们还能看到另外的世界吗？我国本来有丰富的传播资源，目前缺乏的是传播学的本土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课堂上动辄“美国”。韩剧之热并非韩国文化在热，而是韩剧中体现的价值观和国人的心灵构成了共通的意义空间，这个空间就是我国丰富的传统传播资源。传播学没有在我国本土化，并不意味着我国没有传播思想。中国的传播学教材必须散发中国的味道，而不是动辄“美国”。这是为什么我认为传播学教材的编写目标以激发学生思考自己所处的历史、文化和时代的缘故，这样的目标与传播学本土化不仅没有冲突，且是必须的。

传播学 第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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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科学传播是否可以取代科普的问题，在世纪之交还出现过一系列争论和探讨，其原因可能认为前者是舶来品不适合中国话语体系，当然最终结果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部分研究者和从业者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将科普与科学传播对等使用。本文无意探讨科学传播与科普孰优孰劣，但是倾向于在当前社会情境下，科普和科学传播并存，只是在二者使用方面应该注意相关语境。

为什么，怎么做，谁来做

科学大众化（popular science）的历史跟科学一样悠久。卢克莱修、哥白尼、伽利略等都曾以各种形式向公众传播科学，但是随着科学共同体的形成、科学的建制化和科学家职业化的出现，科学和公众开始分离。向大众传播科学开始被排除在科学共同体之外，甚至一些开展传播工作的科学家受到科学共同体排挤。在这个过程中，科学新闻记者承担起传播科学的工作，成为科学传播的二传手。

但是，对公众进行科学传播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科学共同体、决策者等众多方面的重视。因为要获得科研经费，科学家需要把其所开展的工作以通俗明白的语言解释给手握投票权的公众，同时公众也需要利用各种科技知识作出理性的科学决策。科学传播专家jane gregory和steve miller总结了科学传播的各种益处，包括有利于科学本身的发展，让公民了解科学进展，科学研究才可以得到广泛社会支持；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经济发展需要一大批具备专业技能的劳动者，而消费者也需要知道购买的是什么科技产品；有助于提高国家影响力；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从事一些工作的人需要科学武装和丰富完善自己；有助于社会民主，使得广大公众紧跟科技步伐，促进民主发展进程；有助于美学、道德等文化的建设。

传统上，媒体成为完成正规教育后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的重要渠道，国内外相关科学素养调查都证实了这一论述。但是媒体议程设置、框架理论和铺垫理论等也对媒体科学传播内容有所影响。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科学家通过讲座、展览、撰写科普文章等形式参与科学传播。但是无论如何进行科学传播，科学传播者（包括媒体记者和科学家群体）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精确性进行“中和”。正是基于这种做法才有了科学家与媒体之间的各种不适应，双方互相抱怨，当然这是另外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话题。

随着科技进步和公众民主意识的提高，特别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发展，传统媒体面临着新媒体的冲击和挑战，这不仅限于科学传播方面。当然媒体在公众获取科技信息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随着web2.0时代的出现，科学传播出现多元主体并存的状况。一方面，传统媒体继续从事着科学传播工作，当然部分媒体开始转战互联网，比如newsweek在2012年10月宣布将停止印刷版，并于2013年1月全面转向电子媒体。另一方面，科学家和科研机构纷纷利用博客等新媒体开展科学传播。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尼尔森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共追踪1.81亿个博客，较2006年的3600万的博客数量有了大幅增长。而在国内，科学网博客上每日都不断更新着各种科学资讯，果壳网日均浏览量400多万次，微信订阅数高达40万（2014年7月数据）。而这些撰写博客的作者绝大部分都是科研一线研究人员。

此外，随着公民科学运动的兴起，公众通过各种渠道参与科学研究和科学传播，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公众也成为科学传播的一个主体，他们不再是被动接受者，而是主动参与者和推动者。

谁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以下称《科普法》）指出，“国家机关、武装力量、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农村基层组织及其他组织应当开展科普工作”，“科普是公益事业”。但是从根本上说，《科普法》是一部“应该”法，而非“必须”法，虽然它提出了科普是公益事业，各社会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都应该承担科普责任，但是也存在“法不责众”问题，人人都有责任，最终变成了人人都没有责任。

当科学大众化进入科学传播阶段后，上述问题依然存在。科学家和科研机构更加强调和追求其在公共领域的“可见性”，政府管理部门也愈加重视科学传播的作用，但是在科学传播中到底谁应该承担责任依然不甚清晰。

随着公众参与科学的呼声日渐高涨，为了获得更多公众支持和科研经费，科学家及其所在的科研机构越来越重视科学传播，同时也应该承担起科学传播责任。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的成立以及《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部关于加强中国科学院科普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颁布，可以看作科研机构主动承担科学传播责任的进展。但由于科研机构和科学家从事科学传播未被纳入考核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科学传播的进展。

媒体是公众完成正规教育后获取科技信息的主要渠道，同时也是非正规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因而媒体（包括新媒体）在科学传播中也应该承担责任。传统上，媒体被称为“第四权力”，即公众把对信息进行“把关”的权力让渡给媒体，由媒体为公众提供及时、准确、科学的信息，但是往往媒体的议程设置和媒介间议程设置会左右公众该想什么。然而在新媒体时代，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变得多元，信息过载和信息鸿沟同时存在，媒体更加需要在信息杂芜时代承担起科学传播的责任。

科学传播更加强调互动交流，公众也开始根据自身需求主动检索和获取信息，公民意识的觉醒呼吁对科学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同时热心科学传播的公众也开始通过各种渠道，特别是新媒体和自媒体渠道，传播科学信息。通过科学参与和对话，使公众融入科学研究进程，表达个人对于科学技术发展及相关问题的意见和期望，在这个过程中公众（特别是意见领袖）也承担一定责任。

企业作为创新主体，承担将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的重要责任，其中涉及技术推广和普及，既有对企业员工的科学传播，同时面向产品用户进行科学传播。社会组织也通过各种途径发挥科学传播作用，比如“自然大学”“自然之友”等众多社会组织承担着科学传播责任。

责任的落实

科学传播是一项社会事业，涉及多元主体的互动，而各参与主体应该相应承担起科学传播责任。科学传播应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角度系统性研究，而科学传播责任的落实必然要求多元主体发挥各自作用，这样才能促进科学传播的良性互动和有序发展。这不仅给实践带来一定挑战，同时在理论上也需要进行革新。

传统上的科普将责任主要放在政府和科学共同体一方，公众的责任就是接受，而科学传播需要各方都发挥作用，都要承担责任。

传播学 第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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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医学工作者试图从医学的不同角度来解释传染病传播时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就是在某一民族或地区，某种传染病传播时，每次所涉及的人数大体上是一常数。结果都不能令人满意，后来由于数学工作者的参与，用建立数学模型来对这一现象进行模拟和论证，得到了较满意的解答。

一种疾病的传播过程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过程，它受很多社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如传染病人的多少，易受传染者的多少，传染率的大小，排除率的大小，人口的出生和死亡，还有人员的迁入和迁出，潜伏期的长短，预防疾病的宣传以及人的个体差异等。如何建立一个与实际比较吻合的数学模型，开始显然不能将所有因素都考虑进去。为此，必须从诸多因素中，抓住主要因素，去掉次要因素。先把问题简化，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将所得结果与实际比较，找出问题，修改原有假设，再建立一个与实际比较吻合的模型。从而使模型逐步完善。下面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建模过程，很有代表性，读者应从中体会这一建模过程的方法和思路。

一.最简单的模型

假设：(1)

每个病人在单位时间内传染的人数是常数k；(2)

一个人得病后经久不愈，并在传染期内不会死亡。

以i(t)表示t时刻的病人数，表示每个病人单位时间内传染的人数，i(0)=

表示最初时有个传染病人，则在时间内增加的病人数为

两边除以，并令0得微分方程

…………

（2.1）

其解为

这表明传染病的转播是按指数函数增加的。这结果与传染病传播初期比较吻合，传染病传播初期，传播很快，被传染人数按指数函数增长。但由(2.1)的解可知，当t∞时，i(t)∞，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最多所有的人都传染上就是了。那么问题在那里呢？问题是就出在于两条假设对时间较长时不合理。特别是假设(1)，每个病人单位时间内传染的人数是常数与实际情况不符。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病人越来越多，而未被传染的人数却越来越少，因而不同时期的传播情况是不同的。为了与实际情况较吻合，我们在原有的基础上修改假设建立新的模型。

二.

模型的修改

将人群分成两类：一类为传染病人，另一类为未被传染的人，分别用i(t)和s(t)表示t时刻这两类人的人数。i

(0)=。

假设：(1)

每个病人单位时间内传染的人数与这时未被传染的人数成正比。即；

(2)

一人得病后，经久不愈，并在传染期内不会死亡。

由以上假设可得微分方程

…………

(2.2)

这是变量分离方程，用分离变量法可求得其解为

…………

(2.3)

其图形如下图2-1所示

模型

(2.2)

可以用来预报传染较快的疾病前期传染病高峰到来的时询。

医学上称为传染病曲线，它表示传染病人的增加率与时间的关系，如图2-2所示。

由

(2.3)式可得

…………

（2.4)

再求二阶导数，并令，可解得极大点为

…………

(2.5)

从

(2.5)

式可以看出，当传染病强度k或人口总数n增加时，都将变小，即传染病高峰来得快。这与实际情况吻合。同时，如果知道了传染率k(k由统计数据得到)，即可预报传染病高峰到来的时间，这对于预防传染病是有益处的。

模型

(2.2)

的缺点是：当t∞时，由(2.3)式可知i(t)n，即最后人人都要得病。这显然与实袜情况不符。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是假设

(2)

中假设一人得病后经久不愈，也不会死亡。

为了得到与实际情况更吻合的模型，必须修改假设

(2)

。实际上不是每个人得病后都会传染别人，因为其中一部份会被隔离，还有由于医治和人的身抵抗力会痊愈，有的人会死亡从而也就不再会传染给别人了。因此必须对模型作进一步的修改，建立新的模型。

三.

模型的进一步完善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模型

(2.2)

的假设

(2)

是不合理的。即不可能一人得病后会经久不愈，必有一部份人因医治或自身的免疫力，或是被隔离，或是死去而成为不会再继续传染给别人的第三类人。因此我们把人群分成三类：

第一类由能够把疾病传染给别人的那些传染者组成的。用

i(t)

表示

t

时刻第一类人数。

第二类是由并非传染者但能够得病而成为传染者的那些人组成的，用

s(t)

表示

t

时刻第二类人数。

第三类包括患病后死去的人，病愈后具有长期免疫力的人，以及在得病后被隔离起来的人。用r(t)

表示

t

时刻第三类人数。

假设疾病传染服从下列法则：

(1)

在所考虑的时期内人口总数保持在固定水平n，即不考虑出生及其他原因引起的死亡，以及人口的迁入迁出的情况。

(2)

易受传染者人数s(t)的变化率正比于第一类的人数i(t)与第二类人粉s(t)的乘积。

(3)

由第一类向第三类转变的速度与第一类的人数成正比。

在这三条假设情况下可得如下微分方程：

…………

(2.6)

其中r、λ为比例常数，r为传染率，λ为排除率。

由方程(2.6)的三个方程相加得

则

故

因此只要求出

s(t)、i(t)

即可求出

r(t)。

方程组

(2.6)

的第一个和第二个方程与

r(t)

无关。因此，由

…………

(2.7)

得

…………

(2.8)

积分得

由初始条件：当

并记

代入上式可确定常数

最后得

…………

(2.9)

下面我们讨论积分曲线

(2.9)

的性质，由(2.8)知

所以当s＜ρ时，i(s)

是s的增函数，s＞ρ时，i(s)

是s的减函数。

又有i(0)=－∞，

由连续函数的中间值定理及单调性知，存在唯一点，，使得,

而当

时，i(s)＞0。

由

(2.7)

知i=0时，，所以为方程组

(2.7)

的平衡点。

当

时，方程(2.9)的的图形如图2-3。当t由变到

∞

时，点(s(t)，i(t))沿曲线

(2.9)

移动，并沿s减少的方向移动，因为

s(t)

随时间的增加而单调减少。因此，如果小于ρ，则

i(t)

单调减少到零，s(t)

单调减少到。所以，如果为数不多的一群传染者分散在居民中，且，则这种病会很快被消灭。

如果，则随着

s(t)

减少到ρ时，i(t)

增加，且当s=ρ时，i(t)

达到最大值。当s(t)＜ρ

时

i(t)

才开始减少。

由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不结论：

只有当居民中的易受传染者的人数超过阈值

时传染病才会蔓延。

用一般常识来检验上面的结论也是符合的。当人口拥挤，密度高，缺少应有的科学文化知识，缺乏必要的医疗条件，隔离不良而排除率低时，传染病会很快蔓延；反之，人口密度低，社会条件好，有良好的医疗条件和较好的管理而排除率高时，则传染病在有限范围内出现会很快被消灭。

传染病学中的阈值定理

设，且假设同1相比是小量。并设最初传染者人数很小，则最终患病人数为2r。即是易受传染者的人数最初比阈值高多少，那么最终就会比阈值低多少。这就是有名的传染病阈值定理。生物数学家kermack和mekendrick在1927年首先证明了这个定理(证明从略)

根据阈值定理就可以由起初易受传染者的人数来估计最终患病的人数。这定理解释了研究人员长期以来难以解释的为什么对于某一民族或地区，某种传染病传播时，每次所涉及的人数大体上是一常数的现象。

在传染病发生的过程中，不可能准确地调查每一天或每一星期的得病人数。因为只有那些来医院就医者才能被人知道他们得了病，并把他们隔离起来防止传染。因此，统计的记录是每一天或星期新排除者的人数，而不是新得病的人数。所以，为了把数学模型所预示的结果同疾病的实际情况进行比较，必须解出(2.6)中的第三个方程。

因为

所以

从而有

…………

(2.10)

方程

(2.10)

虽是可分离变量的方程，但是不能用显式求解，如果传染病不严重，则r/ρ是小量，取泰勒级数前三项有

从而

其解

其中

因此

…………

(2.11)

方程

(2.11)

在

平面上定义了一条对称钟形曲线，称为疾病传染曲线。疾病传染曲线很好地说明了实际发生的传染病的情况：每天报告的新病案的数目逐渐上升到峰值，然后又减少下来。

kermak和mekendrick把

(2.11)

得到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