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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破除圈子文化+克服好人主义民主生活会发言稿
以下是关于破除圈子文化+克服好人主义民主生活会发言稿，欢迎阅读参考。
破除圈子文化+克服好人主义民主生活会发言稿（一）
要破除“圈子文化”，不但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教育引导，更要在制度上找到突破口，从源头上肃清“圈子文化”流毒。其中最关键的，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首先，加强宣传警示和教育引导。
“‘圈子文化’是一种极端利己的维护帮派私利的价值观。”沈友军说，可通过媒体广泛宣传，让广大党员干部加深对“圈子文化”危害的认识，自觉远离和抵制“圈子文化”的侵扰。
“共产党人的文化，内核就是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取向，就是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优良文化传统。”沈友军说，“共产党人只有弘扬和践行共产党人特有的优良传统和价值观，才能真正做到不搞小圈子、不走腐败路，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其次，防范权力过度集中。
“‘圈子文化’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有些地方或部门‘一把手’权力过度集中。”沈友军说，应进一步以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成员为依托，以各执行部门为基础，促使权力实施民主化、透明化，在明确“一把手”权力的同时，更要明确其他班子成员、各执行部门负责人的权力，分工负责，各司其职，促进决策、执行机构的内部约束与监督。
第三，完善政绩考核规范用人制度。
李成言说：“落实好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等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必经程序和基础环节，可以从根本上遏制‘圈子文化’蔓延”。
第四，加强依法反腐。
“针对我国反腐败立法尚存在惩治腐败的规则较为分散、欠缺反腐败综合性立法等缺陷，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李成言建议，“应制定反腐败基本法，还要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完善专门的反腐败单行法律。”李成言举例说，“比如完善惩治贪污贿赂和渎职侵权犯罪、规范国家工作人员从政行为方面的法律规定，最终实现依法治腐的目标。”
破除圈子文化+克服好人主义民主生活会发言稿（二）
反对和克服好人主义，要从思想理论上划清是非界限。有的同志认为，现在不能搞过去“左”的一套了，不要动不动就批评人。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固然，上纲上线大批判和无情斗争的“左”的那一套必须摒弃，但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必须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必须发扬。把开展批评、揭露和纠正缺点与错误视为“左”的一套，以“做人要与人为善”、“对人要宽容”为由奉行好人主义，都是不对的。共产党员、领导干部，为人处事首先要讲党性原则，与人为善不是一味地讲好话讨好人，更重要的是要善意地批评帮助人。对别人的缺点和错误不闻不问，是对同志不负责任的态度。而对那些严重违纪违规的言行讲宽容，实际上起着掩护和放任这些错误的消极作用，为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的滋生蔓延开了方便之门。对领导干部来说，这是一种失职渎职行为。事实上，怕得罪不守规矩的少数人，就得罪了遵规守纪的多数人;不揭露和纠正不正之风，就伤害了正直廉洁的同志。一身正气、敢抓敢管的干部，绝大多数群众是拥护的，“选票”也丢不了多少。有的同志认为，维护班子团结非常重要，不要因为批评人伤了和气。确实，维护班子团结是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是增强班子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保证。但班子团结应当是在坚强党性原则基础上的团结，而不是没有原则是非的一团和气。那种没有积极思想交锋、没有严肃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一些重大敏感问题没有是非曲直的班子，表面上的团结往往是不牢靠的，也是难以持久的。有的同志认为，批评人要讲究方式方法，还是多表扬多鼓励为好。这个话没有错，但在实际工作中，一些人以此为托词，过分“讲究”方式方法，结果批评人像表扬人，根本起不到批评的作用。党内开展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任何时候原则都是第一位的，方法是第二位的，原则是非要清楚，好恶态度要鲜明。领导工作要以调动积极因素为主，但克服消极因素的工作也要抓。共产党人要讲究领导方法，但不能做没有原则是非的“好好先生”。
反对好人主义，要加强党性锻炼和修养，克服个人主义。好人主义的实质是个人主义，是把个人名利得失摆在党性原则之上的价值选择。精于算计个人得失的人、四面讨好的人，往往也是功利私心比较重的人。为什么要无原则地逢迎讨好，净捡好听的说?无非是想在领导和同志中落个好印象、得个好人缘，对自己有好处。为什么对缺点错误不敢批评纠正，对不正之风和违规违纪问题不愿揭露查处?无非是怕得罪人，担心会丢选票，影响个人进步。虽然在具体人和事的处理中，可能还有担心得罪了关键人物，会影响单位集体利益、班子团结等多种考虑，但作为党员领导干部，丧失原则，奉行好人主义，都能从患得患失的个人主义上找到原因。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坚持按党性原则和政策法纪办事，好人主义就不会有市场。如果把自己的人缘、选票看得比党和人民的利益还重，就谈不上讲党性讲原则。因此，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加强党性修养和锻炼，真正做到党的事业重如山，个人名利淡如水，宁可得罪人吃眼前亏，决不放弃原则当老好人。
反对和克服好人主义，要健全党内生活制度、严肃党规党纪。一些单位好人主义盛行，与党内生活制度不健全、党内缺少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环境、缺乏有效的监督检查有关。有的单位党委民主生活会成了表扬与自我表扬的评功摆好会，征求意见成了征求赞扬，批评意见没有了，连“希望”和“建议”也不提了。对一些班子成员违规违纪或明显不妥的事，顶多私下嘀咕几句，很少有人在会上严肃认真地当面批评指正。在这种不正常的党内生活环境中，谁要坚持原则，谁就会被认为“死板”、“不好处”;谁当“好好先生”，谁就“吃得开”。因此，反对好人主义，必须严格党内组织生活制度，增强党内生活的原则性和实效性。党内民主生活会要把开展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重要内容，鼓励和支持大家讲真话、讲心里话。要严格落实领导干部述职述廉、重大事项报告等制度，加强对领导干部执行政策法规情况的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查处纠正，使好人主义在党内失去生存的环境和土壤。
反对好人主义，要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一些领导同志不愿得罪人的重要原因是怕“丢选票”。应当承认，在扩大干部工作民主，实行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的情况下，确有一些敢于揭露和纠正问题的人吃了亏，而一些有“好人缘”的人得了便宜。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扩大干部工作民主的同时，要注意正确分析和运用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的结果，既注重群众公论，又不简单地搞“以票取人”。要认真落实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要求，注重从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等方面完善干部德的评价标准，注重从履行岗位职责、完成急难险重任务、关键时刻表现、对待个人名利等方面考察干部。进一步完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突出岗位特点，注重能力实绩。特别要注意保护和重用那些敢抓敢管、勇于揭露和纠正缺点错误的干部，不让坚持党性原则的人吃亏，不让“老好人”占便宜。
反对和克服好人主义，主要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切实负起责任。要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虚心听取大家的批评意见，真正做到闻过则喜、从善如流，而不能听到奉承话就开心，听到不同意见就不高兴，并以各种方式进行“反弹”。要带头坚持党性原则，不怕得罪人、不怕丢选票，不当“和事佬”，不搞无原则的迁就照顾。要带头加强党性修养，严格自律，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以自身的模范行为带动和影响他人，作好表率。
第2篇 干部领导整治圈子文化发言稿
要牢记党的根本宗旨，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切实建立抵御圈子文化的免疫圈，划出不敢碰圈子文化的红线。以下是整治圈子文化发言稿，欢迎大家前来阅读。
整治圈子文化发言稿
圈子文化并非当下独有的现象，而是一种传统恶习。比如红顶商人胡雪岩，便是依托圈子而发迹的。近年来查获的一些腐败大案，最终导致一些地方、行业和领域呈现出塌方式腐败，亦是圈子文化的典型性表现。圈子文化的可怕之处在于，其如同滚雪球般越来越大，随着其体格和容量的增加，其影响力和破坏力也日益严重。
官场如此，社会生活同样难以免俗。融入圈子便成了很多人求得成功的关键所在，也是一些人投机取巧不遗余力的动力。在圈子内则可实现资源共享，而被排斥在圈子外则会一事无成，处处碰壁。正是这种圈子化生存状态，使得社会秩序被破坏、社会规则被颠覆、社会公平被戕害、社会正义遭沦陷。融入圈子这种普遍性的社会认同与追随，才是当前最大的社会病灶所在，也是腐败现象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圈子文化的泛滥成灾与根深蒂固，从根本上讲，还是社会治理失序所致。当道德滑落、法治不彰、显规则不显，而各种潜规则大行其道之时，那么圈子文化就会有肥沃的生存土壤。道理很简单，若一个人不停地奋斗，却不断地失败，其就会迷茫、彷徨、悲观和愤怒。而当其融入圈子后，却可享受到圈子带来的极大便利，比如在职场上，有无数的捷径可走、有巨额的暴利可得。如此，自然会对融入圈子趋之若鹜。反之，若是纲常有序、制度有力和法治彰显，社会公平正义能得到实现，个体的努力能获得应有的回报，一切潜规则没有了市场，圈子不以为利而反受其害，谁又会去刻意建立或融入一个圈子呢?
事实上，圈子文化，表面上以官场为承载主体和表现形式，其实早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并成为一种社会性共识。因而，破除圈子文化要立足对权力进行约束，以减少权力腐败和干预，对权利公平与秩序正义所带来的影响。这就要求，一方面，要加强对权力的约束，使任何权力都受到约束而不能任意支配和滥用;另一方面，则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每个人都有监督权力的机会。而要织好权力笼子，让其从根本上发挥作用，除了加大反腐倡廉的力度，对破坏社会公平正义行为进行惩治外，还应大力实施和推行社会法治，让法治为维护社会规则与秩序兜底，只有社会公平正义得到更高水平的保障，圈子文化才会失去生存的空间和土壤。
第3篇 中央党委整治圈子文化发言稿
圈子文化和拉帮结派问题，违反党章党规、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滋生腐败行为的温床、污染政治生态的祸源、侵蚀党的肌体的毒瘤，危害巨大，影响恶劣。
整治圈子文化发言稿
圈子文化可以为恶，使公共权力私人化，也可以为善，形成很多自组织团体，重要的是如何抑其恶而扬其善。
最近抓贪腐抓出了一些窝案，打老虎打出了团伙，所以又有人会感慨中国的关系社会的劣根性。这种认识情有可原，但这样的思维是不全面的。关系与圈子就和法律一样，都是工具，可以用来为恶也可以用来为善，且都是一个社会治理机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只是一个是非正式机制，一个是正式机制，各有功能，也各有利弊，需要相辅相成才能带来好的社会治理。好的关系治理可以带来和谐关系、礼治社会，自治团体和社群伦理，但关系和圈子落在没底线的人手上，却成了特权、后门，裹挟进圈子的人，称兄道弟，互相吹捧，出了问题，百般包庇;对圈子外的人则多方刁难，排斥打击，落井下石。同样的，法律落在这些人手上也一样为恶，走漏洞，操控立法，造就一堆华尔街肥猫，危害社会。
关系和圈子是全世界到处都存在的，去关系化后的原子化社会是不健康也不可持续的，这在中国更是不可能办到的，因为关系人情深植在我们的文化基因之中。圈子由关系连接而成，当极端的情况出现的时候，搞关系的人会用一切手段来拉近自己与圈子中核心人物的距离，从而换取最大利益。在极端情况下，法律、道德往往让位于圈子的利益，公共权力成为各种圈子的私家领地。种种情况，都对社会的良性治理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对此，有人主张用法治取代德治，有人主张去关系化，还有人主张以契约道德取代传统道德。尽管目前社会上存在法治不彰的现象，加强法制建设也是应该的、必须的，但是要用法来取代道德，或以契约交易的关系取代讲仁义、讲博爱的人际关系，则违背了中国人的民族性。
去关系化的社会，只会让人变成原子化的个人。用契约道德取代传统道德，是将人与人的关系用买卖交易这种工具性的关系来置换讲仁义、讲博爱的情感性关系，这种主张更是违背了我们骨子里面的仁爱情感。事实上，是我们的社会错误地使用关系，才造成了很多关系社会、人情社会的负面结果问题不在关系本身，而在于任何治理手段，关系也罢、法律也罢，都会被滥用。关系社会、人情社会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缺点，我们应该客观地分析研究，找到发挥其优势、减少其缺点的治理之道。
广义的圈子在管理学中通常指 网络，社会学中则常常是指 社区或社群。人际关系会带来信任，信任的存在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以信任关系为基础的自组织治理模式则是良善治理不可或缺的一环。简言之，中国人的圈子文化可以为恶，使公共权力私人化，这种现象正如***同志讲反腐问题时一再批团团伙伙，强调党内决不允许结党营私、拉帮结派;也可以为善，形成很多自组织团体表现在组织内会是最有活力、战斗力与创意的团队，表现在社会上则是现代复杂社会中的公民团体，如职业、行业协会、慈善团体、社区组织、各类兴趣俱乐部等等，可以其内部的社群规范与伦理建构出自治的良好秩序。如何抑其恶而扬其善?古老的中庸之道其实正提供了我们需要的智慧。
中庸的第一条就是放，运用于现代自组织治理模式，就是给予社群一定的发展空间，借以形成社群伦理，靠社群内部的相互监督形成自律的风气。找到合适的方法开放自组织，也可以让多元的声音找到一个合理的表达渠道，找到合法、公开的利益代言人，形成一定的公开发言权，相互竞争又相互融合，而不是抱团暗斗，夺权谋私。这样，通过合法的、公开的团体，将圈子文化引向一个健康的发展轨道，让公共权力回归到本来的轨道，最终实现良性的治理。
中庸的第二条是诚，中庸之道从天下至诚开始，只有真诚才能建立愿景、价值观和团体文化。如此，自组织的圈子成员才有行为的规范与行动的方向，可以自治，自定目标、自选工作，正面发挥圈子的功能，而不会没有底线地抱团徇私。
中庸的第三条原则是以身作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有上下一致守法、上下一致守礼，愿景、价值观和文化才会真正深入人心，法制与规范才会得到大家的共同尊重与遵守。
中庸的第四条原则是动态平衡，即要寻求治理模式在动态中的平衡。自上而下的层级控制要有节度，自下而上的自组织也要有节度，在层级治理和自组织治理之间把握一个平衡点。作为圈子核心人物的领导者也要保持好圈内与圈外的平衡。一个小团体的核心人物，可能也是一个更大的网络的核心人物，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只考虑小圈子里面人的权利，而应该把均分的原则运用到更大的层面上去，随时动态平衡情感性与工具性动机，平衡人情法则与均分法则，平衡圈内与圈外利益，总之要在底线之上动态调整。
善用、正用关系和圈子，可以带来良好的自组织团体，自组织团体内发展出自治理机制、乡规民俗、社群伦理，是道德得以落地的依据，社会善治的基石。而在社会或企业系统中，则可以自我演化，自组织团体可以自我发展，自我演化以适应外界环境快速的变化，成为活力与创新的来源，以补救正式制度带来的僵化与徒法不足以自行的缺憾，正式机制与非正式机制相融相生，造就一个系统生生不息地演化，这正是中庸之道教给我们的管理智慧，值得我们深思。
第4篇 党员干部整治圈子文化发言稿
抓好整改落实是整治圈子文化和拉帮结派问题的关键，切实坚定整治圈子文化和拉帮结派问题的信心和决心。
整治圈子文化发言稿社会真像个万花筒，五颜六色什么都有，不同层次、不同行业、不同工种、不同取向......都可以通过不同人群的兴致、喜好、利益价值聚集在一起，构建一个共同交流的平台，使人们寻找到自己的一个定位和坐标，增进社会的凝聚力和充满社会的活力。例如学术界他可以通过学术交流，提升自己的学术修养、积淀渊博的学术知识，以更精通的学术来倡导社会的正能量;娱乐圈的爱好们可以聚集在一起或者与圈子各色人员探讨怎样吸引着不同的观众人群;商界他可以利用自己这个圈子，实现资源共享，整合信息，休戚与共，把利益做到最大化，同时，也为国富民强添了一块砖献了一片瓦......
其实，正常的圈子文化交往无可非议。然而，若在官场以老板、老大等称呼领导干部的一种人身依附、官本位意识和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那就变味了。
有资料显示，在古汉语中,同志一词最早见于《国语-晋语四》: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其基本意思就是指志趣相同、同一志向，也即是我们常指的志同道合。互称同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我国刚进入近代以后，同志一词被提得更加响亮。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国民党内部就提倡互称同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己成为名言锦句。1920年，毛泽东、罗学瓒等人在通信中，也开始引用同志这个词。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在一大党纲中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都可以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从此互称同志在党内成为习惯，并扩大到党员和非党员之间。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同志成为全国人民最流行最亲切的称呼。1951年毛泽东在审阅李达同志撰写的《(实践论)解说》一书时，将书稿中出现的毛主席字样，通通圈去，一一改写为毛泽东同志。1958年11月，在与刘建勋、韦国清的信稿上，他将标题中主席改为毛泽东同志。此后，同志在党内最为亲切的称呼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与接受。在很长的时期内，互称同志在党内乃至社会上是一种风尚。
可是，在近年来，有很多地方党员干部由于受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江湖习气等不良风气的影响，同志叫的人不多了。如果谁喊同志，以至于会引来诧异的目光。在当今的社会生活中，人们见商人必称老板见官员必称官衔见朋友必称哥们见女士必称美女甚至见单位领导部门负责人也得称老板、老大。各种庸俗化、世俗化、媚俗化的称呼扑面而来。
不过，姓名只是一个代号，各种职位也只不过是一种称呼罢了。但是，在官场把领导称老板老大的确有失体统，不仅称谓上有所不适当、不严谨，更反映出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内心世界，从另一角度可以看出一些地方及部门存在严重的政治生活突出问题。一是个别领导干部或身居要职部门的负责人官本位思想严重，缺乏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他(她)们往往忘记了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而更注重我是谁提拔的，是谁的人，对领导一声老板或老大的尊称发至内心深处。二是由于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少数领导干部习惯于自己说了算，一种王者风范的霸气体现得淋漓尽致，决策一言堂，用人我做主，就连单位职工一年来的奖金在过去也像商界老板发红包似的，相互之间谁也不清楚，简直就像一副商界老板、江湖大哥的派头，下属不得不对其指鹿为马、言听计从、俯首帖耳
江湖习气、权贵思想、人身依附在一定程度上渗透到党内来就会后患无穷，因为它与其他圈子文化截然不同。由于官场圈子文化出现后,会使党的肌体受到损害，办很多事情具有不利党、不利民非常深的隐蔽性，极易产生拉帮结派、相互勾结、排斥他人、拉关系、走后门、结党营私、占山为王、贪赃枉法等不良现象。
党内统统互称同志，不得以老板老大等庸俗称呼，无疑有助于净化官场风气，推动党内生活民主化，事关党员的权力观、地位观、荣辱观，决不可等闲视之。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习总书记也曾多次在党内强调必须要胸装四有。各级各部门务必加强对广大干部的教育引导，帮助其端正权力观、群众观、利益观，重新审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主动加强与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抵制亲亲疏疏、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各地要像广东、江西那样，为进一步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深入推进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建设，针对官场称呼老板老大发出禁令。我们所有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也应自觉遵循，让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标杆，重新喊响同志这个无比荣耀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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