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纷案件分析报告6篇

篇一 土地承包纠纷案件调查报告范文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作为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就集体享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土地、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而等自然资源所订立的承包经营合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制度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使家庭承包责任制成为农业生产的基本经营方式，成为党在农村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因此，正确及时的审理各种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的意义就非常重要。但是，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土地承包纠纷案件无论在审理中还是执行中都感到比较棘手。原因在于，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够详尽，致使各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作法不一，执行中判决内容不易执行，即使采取强制措施也无法达到最终目的。土地承包案件的审理难、调解难、执行难己严重影响到了司法的统一和司法权威的树立。接上级法院通知后我院积极组织力量，对我院的土地承包纠纷案件进行了摸底调查，初步掌握了纠纷的基本情况，分析了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对策。

一、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类型

1、发包方提前终止合同，承包方起诉要求继续履行此类纠纷在村委换届后表现更为突出。

2、在承包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物价上涨，土地使用价值提升等原因，致使原承包费过低，发包方要求提高承包费，双方发生纠纷。

3、承包方因经营不善，没有取得预期利益，或取得利益过低，导致拖欠承包费。

4、因妇女离婚、出嫁等原因未能取得承包地，从而引发纠纷。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已颁布实施，但是由于实施时间较短，相关配套规定和司法解释较少，往往土地承包案件又非常复杂，涉及到许多民间习惯、村规民约，审理中法官感到很吃力。

2、诉讼中农民的证据意识差，诉讼知识贫乏。农民的文化素质法律意识整体偏低，在发生纠纷时不太懂得怎样进行维权，在诉讼中经常走弯路，无谓的增加诉讼成本。

3、合同形式不规范，在对外承包土地时，基本上都能签订书面合同，而在具体经济组织内部都很少签订书面合同，只是几个人用尺子一量，就算定下了。另外，土地管理部门很少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生纠纷时，双方难以说清。

4、根据法律规定对外承包土地等重要事项需经过民主议定程序，即由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进行公开决定，但实际上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很难召开，更不要说民主议定重要事项了。因此许多土地承包没有经过此程序，有的甚至只是几个主要的村干部决定后，就对外承包。

5、村委的换届选举引起承包合同纠纷普遍存在。现在农村选举制度在实行中不完善、不健全，竞争中混杂着家族势力等非正常因素。新一届村委上台后，或因承包方是竞选对手的人而进行打击报复，或对前任村委工作不满意，于是找种种理由，随意解除合同或干脆不经协商另行发包给他人，造成纠纷。

6、村组干部素质差，工作能力有限。在因人口变动需进行土地调调整时，不能正确理解政策规定，分地不均。并且，现行法律对村组干部制约过少。部分干部无所顾及，用手中的权力钳制农民，以此收受贿赂，索要钱财，或以权谋私搞暗箱操作，给自己的亲友多分地、分好地。

7、歧视妇女，损害妇女的承包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农村划分责任田、口粮田及批准宅基地，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但有些地方在承包过程中明显歧视妇女，剥夺出嫁、离婚、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妇女出嫁后发包方要求收回承包地，妇女离婚、丧偶时土地承包经营权得不到保障。特别是妇女离婚后，与原夫不在同一经济组织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容易受到侵害。

三、对策及建议

1、建议司法机关和各级行政部门尽快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相配套的规章制度，完善土地承包的具体实施意见、细则。以便为人民法院及时妥善解决土地承包纠纷提供充足的法律依据。

2、在立案中应注意把好立案关。我们认为，对于土地纠纷案件，法院只能受理侵权纠纷，对于要求村民待遇的诉讼和要求调整土地的诉讼应慎重对待，我们认为该类纠纷不属法院主管的事项。村委委员会和村委小组是农村村民自治组织，它代表村委管理属于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调整土地或要求分配土地属于村民自治的事项，法院不应当也没有权力去处理该类事项。目前，并不是所有矛盾纠纷法院均能行使审判权予以调整。

3、合理运用情事变更原则，由于土地承包合同成本回收期限较长，一般合同的期限都比较长，其间土地升值物价上涨等因素都可能出现，审理中应注意在保护双方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充分考虑各种因素运用情事变更原则。

4、农村土地纠纷，仍应当发挥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乡、镇政府要加强对村基层干部行为的监督，对其不经民主议定程序的行为及时介入，给予纠正。

5、加大对村组干部的培训力度，提高其理解和执行国家政策的能力，强化其法制意识，履约意识，减少纠纷的发生。各级政府要定期对村组干部进行培训，聘请有关专家、学者授课。同时加大监督力度对工作能力低下，群众意见大的干部要坚决撤换。

6、进一步加强对农村妇女的保护，贯彻男女平等思想。彻底消除人们思想中，那种“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等陈旧思想。

7、充分发挥法官的“释明权”，在诉讼中由于农民法律、文化素质较低，理解能力有限，这就需要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就相关法律的理解、可能出现的诉讼后果等对当事人予以详细的说明。

篇二 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调研报告

近年来，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的大量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我国人多地少，户籍制度又极大限制了农业人口的流动，农村土地一直是一种稀缺资源，且直接关乎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但长期以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模糊不清，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法律意识、合同意识淡薄，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缺位，加之国家近年来的惠农支农政策不断出台，农村土地承包引发的诉讼和信访事件频发不断。及时掌握和准确处理此类纠纷，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农村的经济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谐。

一、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基本特点

（一）成讼时间上的集中性

一方面，由于农作物的种植与收获受自然规律的制约和影响，90%以上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当事人往往选择在农闲季节提起诉讼，因此往往集中在每年的秋收后和春播前。相对于其他方式承包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在成诉的季节性尤为明显。另一方面，从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历史发展进程看，国家政策一直起到主导作用，相关立法只是将执政党的意识上升为国家意识，使政策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因此，国家农村土地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前后，也是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集中发生的时期。如国家出台'一免两补'土地政策后，发包方起诉承包方要求解除合同和承包方起诉发包方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大批纠纷诉至法院。

（二）诉讼主体上的群体性

作为农业大省，黑龙江省农业人口总数为1191万，农业人口比例高达45.8%.但相当一部分农业人口在一系列惠农政策出台前，因经营土地成本高、收益低而外出谋生。国家从收取'两金一费'即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调整为统一征收农业税，再调整为免征农业税，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并实行粮食收购最低保护价后，农民经营土地的成本减少，收益显著提高。大批外出务工的农民纷纷要求回乡务农。部分纠纷中，发包方违约明显，承包方证据充分，胜诉率高，承包方往往选择共同诉讼。还有很多案件，起诉时仅仅是个别村民提起诉讼，但涉及问题却牵扯到其他村民或全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群体利益，相当一批农户持观望态度。一个案件处理不当，往往引起连锁反应，波及整个村庄甚至乡镇。另外，受传统法律文化影响，农户们往往愿意凭借人多势众，甚至集体上访，赢得法院更多的理解和社会舆论的支持。

（三）纠纷类型上的多样性

长期以来，我国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较为单一，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完善和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农村经济发展呈现出多元、快速发展态势，农村土地承包也随之在承包主体、承包方式和权利义务内容方面体现出多样性。2003年3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土地承包、流转、承包人的权利义务、发包人的权利义务、救济方式和法律责任。首先，就承包土地的权属而言，既有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也有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土地，还有权属不明的土地。从承包土地的使用状况而言，既有耕地，也有林地、草地。从承包者的身份而言，除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户外，还有外来人员以招标、拍卖、协商等其他方式进行的承包经营，且承包面积较大，赢利性明显。纠纷类型除了常见的外出打工农民回乡要地、出嫁女回原住所地要地及相邻农户之间争地等纠纷外，还如，有的农户因举家搬迁到小城镇，将所承包土地连同附着房屋一并转让他人，但未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登记手续，后又反悔，要求受让人返还承包地，但不要求返还房屋。有的农户承包土地后又进行转包，在转包合同到期后，次承包人主张优先承包权。有的承包合同经乡土地纠纷仲裁机构裁决予以解除，村委会在承包方未退出承包地之前，又将争议土地另行发包，现承包户因权利受损，起诉发包方和原承包户要求村委会履行合同、原承包户退出土地，产生合同之诉与侵权之诉的竞合。有的农户先起诉调整转包费，经法院判决支持后，次承包人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该农户又另行起诉请求解除转包合同。有的农户在二轮土地承包时口头放弃承包经营权或弃耕撂荒，村委会将上述土地另行发包，后为满足该农户的要地请求，村委会又在其他农户的承包地中为其调剂，但其他农户拒不接受调剂而引发纠纷等等。

二、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成因

（一）合同签订不规范

1.合同主体资格混乱。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发包；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发包。'但是在发包过程中，有些村委会和村民小组的职责分工并不明确，有的村委会和村民小组将同一块地分别承包给不同的村民，还有的村民小组将土地发包后，村委会收回村民小组已发包土地，重新对外发包或租赁，引发纠纷。

2.合同签订程序不规范。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规定，土地承包方案应当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但是在实践中，村、组违反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进行违规发包的情况屡屡发生，围绕承包合同效力产生的纠纷大量出现。有些村干部甚至在发包时搞暗箱操作，擅自以低价将土地发包给亲朋好友。有些村委会任意制订土地承包方案，以'优惠条件'将土地发包给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引起了村民强烈不满。

3.合同约定内容不完善。有的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只有口头协议，一旦发生分歧，极易引发纠纷。有的虽签有书面合同，但条款不完善、不具体，有些条款甚至违反法律规定。如土地面积无约定或约定不清，甚至有的连土地的四至都未约定，仅明确了地块名称。由于约定不明，双方又各执一词，事实和责任难以认定。有的合同没有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缺乏确保履行合同的制约机制，为当事人随意违约提供了条件，出现了随意缩短承包期、收回承包地和提高承包费，随意调整承包地，多留机动地不尊重农民的经营自主权，强迫种植、强迫流转承包地等。

（二）合同履行不诚信

1.发包方违约。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发包方非法变更、解除合同。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和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家庭承包的，在承包期内，非发生法律规定的事由，并经过法定程序，发包方不得收回和调整承包地。'这是该法赋予农民长期、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的核心内容。'但现实生活中，有些发包方为谋取利益，在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擅自解除土地承包合同，收回农业用地用于营利性开发建设。二是发包方干涉承包方依法享有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承包方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的权利。有的乡村干部不注意尊重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还习惯用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方式和行政干预的手段对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使滥加干涉，以发展集体经济、搞规模经营等理由强行统一种植作物，或者强制收回承包地。

2.承包方违约。主要包括承包方对土地进行破坏性、掠夺性经营，擅自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拒绝交纳土地承包费等情况。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承包方有维持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用于非农建设的义务。土地管理法对于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规定了严格的转用审批程序和征地、用地批准程序。在审判实践中，一些承包人未履行法律规定的审批手续，在承包地上建设永久性建筑，甚至容许他人在承包的土地内修建坟墓牟取利益。有的承包方在承包地上建筑、取土等，造成土地荒漠化，严重破坏耕种条件，使农用地难以恢复耕种。还有的承包方以各种理由逾期、拒绝交纳承包费，构成违约。

（三）土地承包管理不规范

1.没有土地清册或记载不详。现实中，很多村委会没有建立土地清册，或者用手写财务帐簿的方式代替清册，其中不少帐簿有改动，无法确定记载事项。有的村委会建立了土地清册，但是清册记载不详，承包经营的户主有的记载为原承包人，有的记载为受流转人；对各户承包土地的面积、边界记载不清，面积多为概数，诸如'道南边'、'沙坑北边'、'东房东边'等划分边界的字样十分常见。对于流转方式及变更理由基本无记载，关于流转土地的坐落、质量等级，流转土地的用途、流转期限没有记载的现象更是十分普遍。承包人之间发生争议时，村委会拿不出有力依据来证明土地使用权范围及流转详情，当事人只能通过向法院起诉确认自己的权利，导致很多不必要的纠纷产生。

2.机动地管理不当。村集体在划分土地时一般都会保留一些机动地不做分配，将其租赁给农户经营，租期5至10年不等，且一般事先收取部分或全部租赁费。由于近年来国家减免农业税，农民负担大幅度减轻，一部分租赁户不愿意再承担原租赁费，甚至要求退还已预交的租赁费，双方发生纠纷。有些村集体为了收取租赁费用，预留机动地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未受益的农户发现当前种地效益好的形势，要求重新分配机动地，但原来的承包大户不愿意退出，产生纠纷。

（四）土地使用权流转不规范

1.转包转让型。税费改革前，有的农户觉得种地收益不高，便将自己的土地转给他人承包，其税费也相应由接受者承担。但这种农户间自发性的土地流转多是采用口头协议，没有书面协议来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或书面协议内容不具体，签订协议后往往也不通知集体经济组织，更无法得到主管部门的备案。税费改革后，原承包户要求现承包户退还其土地时，双方往往各执一词，引起纠纷。

2.代耕代种型。以前不少农民放弃耕种，外出务工经商，不承担村里和国家的税费，村干部为了能完成国家税收任务，让其他农户代耕代种。代耕代种农户履行了缴费义务，且税改时这些耕地面积又纳入了代耕代种户的计税面积，现在原承包户回村，找代耕户或村集体索要自己的承包地，发生纠纷。

3.重新发包引发纠纷。前一段时期农民耕种收入较低，有些农户弃耕抛荒，外出务工，土地长时间没有人耕种。有些农户甚至明确表示放弃承包，将土地交回，村集体据此收回承包地，并发包给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上述情况又不属于《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承包期内发包人收回承包地的法定情形。税费改革后，种地收益增加，原来放弃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回村要求继续承包，与新承包人和村集体发生纠纷。

（五）土地征用补偿不合理、不规范

城镇化、工业化和公路建设需要征用大量农村集体土地，但因，征用土地上我国现行征地制度存在很多弊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不能分享到农地增值的收益，被征地农民往往也得不到妥善安置和合理的经济补偿，这就弱化了土地对于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农民失地后又失业，生活缺乏保障，引发了大量的群体纠纷和上访。另外，由于法律规定笼统，加之利益驱动，农村基层组织在发放、使用、分配征地补偿费用的过程中极不规范，随意性大，特别是因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分配产生的纠纷大量产生。

（六）农业政策的变化

近年来，我国农业政策在不断向惠农支农的方向调整。1982年开始，中央连续五年以1号文件对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保障。1991年12月7日，国务院出台《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以行政法规的形式明确了农民应负担的费用和劳务的范围，减轻农民负担。2023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指出，着重让农民减负增收，通过'一免两补'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提高了农民承包土地的积极性。2023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作出《会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国家陆续出台的一系列扶持粮食生产，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和措施，使得土地的现实收益和预期收益大大提高，农民承包土地的热情被重新点燃。许多在城镇打工的农民陆续返回农村承包土地，许多被弃耕的土地开始有人争相耕种，广大农民纷纷主张自己的土地承包权益，导致大量纠纷产生。

（七）人多地少的现实

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大多数地方人均耕地原本就少，加之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基础建设需要征用大量土地，致使人地关系'雪上加霜',再加上土地补偿或土地置换不到位，从而导致人地矛盾十分突出。土地作为农民基本的保障和收入来源，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涉及土地的纠纷也越来越多。

（八）立法不足

1.立法的滞后与过分概括。目前，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农村土地承包法》，但该法作为农村土地承包的特别法是在2002年出台。此前，此类案件审理的重要依据是国家政策、相关单项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出台的《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而截止2000年底，全国已有98%左右的村组完成了第二轮土地承包工作。另外，2023年农村税费改革后，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取得、流转、变更等新型纠纷大量产生，但因涉及政策和法律的衔接，各地对很多问题莫衷一是、做法不一。直到2023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上述混乱状况才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从我们掌握的情况看，土地二轮承包和因农村税费改革引发的纠纷，占近五年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70%以上。另外，《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内容比较原则，在实务中缺乏可操作性，法院对该法理解也不一致，不能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判决结果，无形中导致了土地承包纠纷案件数量的增加。

2.立法对现实考虑的不足。《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以户为单位，土地承包30年不变。但如国按照'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基本原则执行，就会出现'一地多人用，多地一人种','亡者有土，生者无地'等现象。该法虽然规定用机动地对新增人口进行调整，但又规定，机动地超过5%的不再增加机动地，因此很多村集体现在已无机动地可调整，许多新形成的农户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无地可种的现实。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这又间接增加了村集体在承包农户间进行土地调剂的难度。

3.土地承包经营权保障不力。理论界虽然一直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定义为一种用益物权，但在《物权法》出台前，相关法律一直没有对此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权能无从发挥，从权利的取得、处分、变更及救济途径等方面更接近于普通债权。这种混有债权性质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无法像真正物权那样有必要的方法和程序可以对抗来自发包人和其他行政组织的干预'.虽然《农业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赋予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一些接近于物权的保护方法，但在上述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中仍更多地体现了合同法的相关内容，弱化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绝对性，导致现实中承包地被擅自收回、随意侵犯的现象大量存在。

（九）法律意识不强

农民文化水平偏低，长期生活在熟人社会中，道德、习惯、人情对行为的引导作用大，迁就、忍耐、私了长期作为纠纷化解的主要途经，法律知识缺乏现实需求，风险责任和权利保护意识淡薄，基本法律概念不清，缺乏签订合同的技巧，不愿履行备案报批程序，随意涂改证书等现象时有发生。在承包经营土地时进行掠夺性经营，破坏土地耕作层或造成土地盐渍化，任意改变土地农业用途，不按约定交纳承包费。一些乡村干部的法律意识也比较淡薄，对耕地搞强制发包，对合同随意变更，对签订的合同想变就变，使承包方的合法经营权落空，产生大量纠纷。

（十）纠纷调处机制不健全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土地承包纠纷可以选择协商、调解、仲裁、诉讼四种方式解决。如果协商、调解、仲裁等诉外解决争议机制顺畅，可以有效地减少诉讼，迅速化解纠纷，防止矛盾扩大。但是协商和非诉调解都要求双方自愿，且结果不具有强制力，而仲裁则存在机构设置不健全，仲裁效力不明确的问题。至今仍有许多地区没有成立仲裁机构，即使成立仲裁机构也没有开展仲裁业务，导致大量土地承包纠纷当事人不得不选择诉讼，增加了当事人和人民法院的负担。而法院审理案件要受相应程序法的限制，审理周期较长，容易延误农时，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和农民权益得不到及时处理和保护，引发农户集体上访，农户维权的成本也随之提高，形成恶性循环。

三、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案件数量多，增长趋势明显

2023年国家实行农村税费改革时，黑龙江省被列为全部免征农业税和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试点省份，广大农民种粮积极性空前高涨，许多在城镇打工的农民走回家门承包土地。新一轮的土地承包热与1998年农村土地二轮承包时的冷清形成鲜明对比，许多被弃耕、撂荒的土地开始有人争相耕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数量日益增加，其中1998年至2003年期间流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2003年以后发生的纠纷逐年增加，所占比例居于首位。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市和绥化市为例。哈尔滨市两级法院2003年受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一审案件537件，2023年受理1217件，2023年仅上半年就受理1459件，案件数量呈逐年大幅上升的趋势。齐齐哈尔市两级法院2023年受理土地承包纠纷案件579件，2023年受理1244件，2023年受理1447件，增加趋势也较为明显。绥化市2023年至2023年上半年全市两级法院共审结一、二审各类农村土地纠纷案2316件，其中2023年325件，2023年782件，2023年801件，2023年上半年即达到408件。

篇三 委托理财纠纷案件调查报告

关于委托理财纠纷案件调查报告

委托理财纠纷案件是一种新型的民事案件，在审判实践中还存在着很多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根据上级法院的安排，我们近期对泰安市两级法院审理委托理财纠纷案件的情况进行了专项调研。我们采取走访、统计、研讨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专题调研，走访了驻泰三大证券公司，召开了有资深律师、证券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本调查报告。

一、基本情况及特点

（一）我市两级法院受理委托理财纠纷案件的基本情况

截至2005年3月，我市两级法院共计受理委托理财类案件6件，其中，委托买卖股票纠纷1件，因委托理财合同而引发的财产关系损害赔偿纠纷2件，一般委托合同纠纷2件，信托合同纠纷1件。在这6件案件当中，已经审结的2件，正在审理的4件。

（二）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件的特点及问题

通过调研，发现我市委托理财纠纷案件总体上呈现以下特点：

1、案件的数量较少但标的较大。从案件总量上看，与全省其他地市相比，我市两级法院受理的委托理财纠纷案件数量较少，但是，该类案件总标的达到1.65亿元。

2、案件多发期在2003年之后。在6件委托理财纠纷中，只有泰山区人民法院受理的1件委托买卖股票纠纷系发生于1996年，其余案件均发生于2003年之后，这是由于股市长期低迷，在2003年前后发生的一些委托理财合同中约定的收益无法兑现，导致当事人发生纠纷，从而成讼。

3、案由较多，不统一。现在委托理财纠纷并没有统一的类案由，我市法院受理的此类案件，在确定案由时也不统一，如有的定成委托买卖股票纠纷，有的定成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有的定成信托纠纷，还有的定为一般委托合同纠纷。

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委托理财纠纷的概念不够统一规范，比较模糊。这直接影响了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受理与审判；2、审判委托理财合同纠纷的法律依据不足，判决缺少统一尺度。由于实践中对委托理财合同的性质仍存在较大争议，加之委托理财合同与合同法规定的有名合同均不甚相符，在现行法律法规中很少能找到适用于此类合同纠纷的法条，加大了案件的审理难度。

二、关于委托理财的概念

委托理财的概念，在实践中比较模糊，不够清晰。而由于委托理财现象比较复杂，因此对概念的界定，实际上决定着法院受理委托理财纠纷案件的范围。因此，委托理财的概念是我们首先需要予以明确的。

有人提出将委托理财定义为客户将其资金交付给管理人并由后者将该资金投资于证券、期货等交易市场或者以其他金融形式进行管理，所获利益由双方按照约定进行分配或者由管理人收取管理费的活动。这里强调金融性质显然是从委托投资的对象及管理方式而言，而非指委托投资的主体，并排除了非金融性的经贸、实业投资及其委托管理。所以，这一概念没有涉及现实中大量存在的将国债、股票或期货合约等作为合同标的的情况，因此有些偏颇。

还有观点认为，委托理财是委托人与受托人约定，由委托人将其所有或募集的资金、证券等金融性资产交由受托人掌管，并由受托人在证券、期货等金融市场从事营利性投资经营活动，以获取经济利益的行为。委托理财活动必须在证券或期货经营机构开设资金账户，通过证券或期货经营机构方可进行。这一概念基本上揭示了委托理财的实质，但却忽略了现实当中存在的以实物资产作为理财对象的情况。

我们认为，委托理财，实质上是一种投资委托管理或资产委托管理的行为。严格地说，“委托理财”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而只是金融业界的习惯用语。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用语，它包含了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委托理财现象。

委托理财合同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委托理财合同泛指委托人将其拥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的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如不动产）委托给受托人从事投资管理活动的合同；而狭义的委托理财合同仅指委托人

将其拥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的金融资产（如货币、票据等）委托给受托人从事投资管理活动的合同。以受托资产的种类为标准，委托理财可分为金融性资产的委托理财和非金融性资产的委托理财。金融性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是指因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委托人将其资金、证券等金融性资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在证券、期货等金融市场上从事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的组合投资、管理活动所引发的合同纠纷。我们所说的委托理财纠纷，就是指的此类纠纷。

三、关于委托理财合同的类型

委托理财合同千变万化，种类繁多。总体看来，委托理财合同有名实相符的，也有名实不符的。在名称上，比较多的情况下，称为委托理财合同、投资理财合同、委托投资合同、资产管理合同或投资管理合同等；有时，第三方监管合同或委托监管合同是单列的，也有合一的，单列的由委托人与监管人签订(委托人与受托人另签委托理财合同)，合一的由委托人、受托人、监管人共签。委托理财合同也有以其他名称出现的，如委托代理合同、证券(股票)交易(买卖)代理合同、委托(代理)国债投资(购买)合同、股票质押投资合同、合作(共同、合伙)投资合同，甚至托管合同、保管合同、国债回购合同、投资咨询(顾问)合同、信托合同等等，不一而足。按照不同的标准，可对委托理财合同作出相应的分类：

(一)根据委托理财的表现形式来区分，实践中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有以下两种:(1)子母协议，一份正式协议，一份补充协议，保底和保收益的内容一般约定在补充协议中；(2)三方监管协议，委托理财合同由三方主体共同签订，即委托方、受托方和监管方，监管方一般由证券公司充当。但是在具体的合同名称上，则可能各不相同，实践中比较多的有委托理财、委托投资、合作投资、资产管理、受托资产管理、信息咨询服务协议、国债托管协议等等。

(二)根据合同中关于亏损负担和赢余分配的约定来区分，委托理财合同可以分为如下七种类型：（1）本息保底，超额归受托人型。受托人保证到期返还委托人的本金和一定比例的年收益率，超出部分归受托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受托人赔付。（2）本息保底，超额分成型。受托人保证到期返还委托人本金和一定比例的收益；对超出部分，由双方按约定比例分成。（3）本金保底，超额分成型。受托人保证委托人的本金不受损失，亏损由受托人予以补足；对盈利部分，则由双方按比例分成。（4）盈余分成，亏损分担无约定型。委托人将资金委托给受托人从事股票交易，双方只约定盈利按一定比例分成；对亏损，则没有约定承担的比例和方式。（5）缔约当时没有约定盈亏负担，受托人事后承诺补偿损失型。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对交易的盈亏负担没有约定，对投资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委托资产损失，受托人书面承诺补足委托人全部或部分损失。（6）盈余分成和亏损未约定型。合同当事人对于盈余的分成和亏损的分担未作出约定。（7）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型。委托人和受托人共同出资，以委托人或者受托人的名义开立资金帐户和股票帐户，由受托人负责资产的运作，有时委托人享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权，约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三)根据在证券、期货市场上出现的投资人名义的不同，委托理财分为委托代理的投资理财和信托投资理财。委托人委托受托人使用委托人的账户从事投资经营活动的，为委托代理型投资理财。委托人委托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受托人借用他人名义从事投资经营活动的，为信托投资理财。

四、关于合同主体

委托理财合同的主体，主要包括委托人、受托人、监管人三类。其中，受托人的主体是重点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委托人的范围。委托理财纠纷的委托人，其范围的确定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的规定确定，包括各类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因为委托理财纠纷均为因委托理财合同所引起，而只要是平等主体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的，原则上均可以成为委托人。

(二)受托人的范围。实践中，受托人主要包括自然人、一般有限公司、投资管理公司、投资咨询(顾问)公司、理财工作室、经纪人、私募基金等民间性机构，也包括证券公司、期货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企业财务公司及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公募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等专业性金融机构。

上述受托人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金融机构，主要涉及券商，第二类是非金融机构，主要涉及投资公司。对于前者，证监会已在《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中作出相应规定。对于后者，则尚存争议。肯定意见认为，既然“代客理财”列在投资公司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内，且强行法又未作禁止，应认定其具有理财资格；否定意见则主张，委托理财属于特许经营，非金融机构不宜介入。我们认为，投资公司在受托理财时基本处于监管盲区，而目前理财活动往往涉及巨额资金，一旦失控势必殃及金融安全。有鉴于此，今后宜适度限缩受托理财的主体范围，将该业务视为许可经营项目为妥。

五、委托理财合同的性质及案由的确定

（一）对委托理财合同性质的认识

我们认为，委托理财合同是一种新类型的合同。

首先，委托理财合同实际上使双方形成了一种临时性的合伙关系，双方分别用不同的客体，即委托方以货币、受托方以劳务进行投资。委托人开立账户后，在合同有效期内由受托方负责该合伙人的具体运营，凭借其专业知识和投资技巧进行具体操作。双方内部对该合伙人进行期货投资而产生的亏损和盈利进行划分，但该约定仅对双方有约束力，不得对抗第三人。因此，在协议期内交易的盈亏都体现在该账户内，一旦协议期满，清仓结算后，双方就按照约定承担责任。

其次，委托理财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理性的意思自治的体现。对保底条款有人提出，由于投资存在很大的风险，如果由受托人承担全部亏损，会使受托人的义务单方加大，是不公平的。并非理性投资主体的行为。其实，保底条款并非当事人不理性的行为。委托理财现象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有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资金和投资专业知识在很多时候并不为相同的主体占有。委托方的目的是使其货币增值，但缺乏使其货币增值的手段。对受托方来说，虽然具有可以使货币增值的技能和知识，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相应的货币资金为载体，其技能是没有价值的。为了将二者有机结合，实现“共赢”，委托理财便应运而生了。

最后，无论委托理财合同如何归类，但只要此类合同不违反公序良俗原则以及法律与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就应受到法律尊重与保护。申言之，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必须慎重，不能以监管为由阻碍其创新。法律规定应来源于现实需要，对于委托理财行为，我们应该因势利导，发挥其积极作用，而不要视其为洪水猛兽，以法律没有规定为由而否定其合理性。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提下，一切行为应主要由市场来决定，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二)关于委托理财类合同纠纷案件的案由确定

案由的确定关系到法律关系的识别和案件的定性。对委托理财类合同纠纷案件案由的确定，实践中五花八门，很不统一，主要有代理买卖股票纠纷、证券（股票）交易代理纠纷、一般委托合同纠纷、委托理财酬金纠纷、借款合同纠纷、合作炒股纠纷、赔偿纠纷、委托买卖股票合同盈利纠纷、存款合同纠纷等等。有的同志认为，应当将委托理财纠纷作为一种新的案由单列出来，使之成为一种新的有名合同。有的同志认为，从委托理财合同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来看，这类合同无非就是法律已经规定的有名合同的某种复合，不能将其作为有名合同对待，对此类纠纷应细化分流，区别案件类型，分别确定案由。

我们认为，对委托理财纠纷作更进一步的类型化划分和处理，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是必要的。在实践中，委托理财类合同虽然千变万化，但细分起来只有五种典型情况：

1 、约定本息保底，超额归受托人所有的，实与民间借贷无异，应将案由定为借款合同纠纷；

2 、合同约定委托人直接将资金交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投资管理的，属于信托行为，应将其认定为信托合同纠纷；

3 、合同约定委托人自己开立资金帐户和股票帐户，委托受托人进行投资管理的，应将其认定为委托合同纠纷；

4 、合同约定双方共同出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应将其认定为合伙合同纠纷。

5、对存在前面几种合同之复合情况的合同，由于合同法对复合合同的问题没有涉及，因此，宜按照类推适用的原则，对其各构成部分分别适用各有名合同的规定。

六、关于委托理财合同及保底条款的效力

（一）委托理财合同的效力

合同效力是法律对当事人合意的事后评价。目前，对此类合同的定性在理论界和司法界都存有较大分歧，实践中首先依据何种法律规范对其进行调整也不尽相同。我们认为，在对委托理财合同的性质认定上，不应拘泥于合同的性质，关键要从法理高度对其本质内容进行研判，依据《合同法》第三章的规定确定此类合同的法律效力。也就是说，判断委托理财类合同的有效与否，只能依据法律规定，把握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虚伪表示、隐匿行为、恶意串通、假借名义损害国家、集体、自然人合法权益甚至实施违法犯罪的，应当视为合同无效；同时，有效性应当也源于法无明令禁止即为许可，如果当事人以法律法规禁止委托的资产实施了委托理财，合同应为无效，但是，根据《行政许可法》和《信托法》的规定，委托理财不应采取许可制和专营制方式。

在此次调研中，金融业务资格的缺乏不应导致委托理财合同无效成为在确定合同效力时争

论最大的问题。我们认为业务资格的缺乏不应导致委托理财合同无效。

（二）保底条款的效力

“保底条款”是人们对各种委托理财合同中委托人向受托人作出的保证本金不受损失，超额分成、保证本息最低回报，超额分成、保证本息固定回报，超额归受托人等约定的统称。实践中保底条款可分为保证本息固定回报条款、保证本息最低回报条款和保证本金不受损失条款等三种。

在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件的处理中，争议最大的问题就是保底条款的效力。我们认为，对保底条款，只要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规定的情形的.，原则上应当认定有效。理由是：

1、基于市场主体投资和证券市场发展的需要，人们发明了委托理财合同这种投资方式。实践中典型的委托理财合同，徒有委托的外壳，其具有与一般的委托或信托合同明显不同的本质特征，即受托人承担民事责任不以过错为条件，并原则上承担受托行为的所有风险。金融性的委托理财与通常意义上的投资行为也有差异，是对证券、期货等虚拟市场的投资，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由于绝大多数委托理财合同中都约定有保底条款，对委托理财合同所包含的法律关系是什么，本身就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对于这样一种具有资金融通和资金管理双重功能的新类型的商事合同，我们简单地用委托合同或信托合同去套，或者非得将它定性为我国合同法中的有名合同，并不是科学客观的态度。因此，审判实践中我们也没有理由运用委托合同或投资行为的属性，去阐释委托理财合同，并认定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保底条款无效。

2、迄今为止，我国法律、法规中禁止金融性委托理财的规定，仅见于《证券法》第143条关于“证券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客户证券买卖的收益或者赔偿证券买卖的损失作出承诺”的规定。但依体系解释方法，从该法第194条对违反第142、143条的法律责任的规定来看，禁止接受全权委托和承诺保底收益仅仅是针对券商的经纪业务。其他的禁止保底条款的规定主要表现为人民银行的规章，如《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第31条、《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第4条等，而这些规章又显然是从强化对信托投资公司的风险管理方面作的规定，且信托投资公司的现实运作和人民银行对其的监管均未严格遵守上述规定。人民法院认定合同的效力，只能以法律和行政法规为依据，上述规章显然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另一方面，即使国家现在通过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认可保底条款，也存在法的溯及力问题。当事人此前在委托理财合同中约定保底条款，其无法预见会发生无效的后果。认定保底条款约定无效，对当事人明显不公。

3、在委托理财关系中，由于委托人专业知识的匮乏和合同约定由受托人全权负责等原因，受托人的独立意志和受托权限都得到了极大的扩张。其在享有较大权力的同时，根据权责一致的原则，当然应当负有较大的责任。从委托人权益的救济渠道方面来看，受托人在投资领域的专业知识强于委托人，处于实际上的优势地位，如果发生纠纷，由委托人举证或者识别受托人是否存在过错颇为不易。此外，我国证券市场还存在信息透明度不够、恶意亏损现象较多等问题。保底条款则为解决一直存在的委托成本问题提供了一种刚性的约束，有利于督促受托人勤勉敬业，防止道德风险。

4、虽然从维护金融机构自身安全的角度出发，对保底条款采取有限承认的态度，对于平衡作为巨额委托理财合同委托人的上市公司和作为受托人的证券公司的利益，有一定作用。但因这种观点缺乏法理支持，从构建金融机构信用和维护国家金融市场秩序的角度，具有致命性的负面效应。显失公平是指在缔约时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失衡，我们不能忽视2000年前投资股市曾有的高额利润，而仅仅根据近几年股市低迷导致的巨额亏损来推断保底条款显失公平。投资证券市场的高风险、高利益是基本常识，对于因股市周期性的涨跌导致的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失衡，解释为正常的商业风险更令人信服，从而排除了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余地。至于参照合同法关于调低违约金的规定，仅仅保护法定利率收益，实际上将委托理财当作了储蓄，不符合市场催生委托理财这种融资投资方式的目的。

篇四 土地承包纠纷案件调查报告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作为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就集体享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土地、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而等自然资源所订立的承包经营合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制度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使家庭承包责任制成为农业生产的基本经营方式，成为党在农村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因此，正确及时的审理各种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的意义就非常重要。但是，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土地承包纠纷案件无论在审理中还是执行中都感到比较棘手。原因在于，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够详尽，致使各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作法不一，执行中判决内容不易执行，即使采取强制措施也无法达到最终目的。土地承包案件的审理难、调解难、执行难己严重影响到了司法的统一和司法权威的树立。接上级法院通知后我院积极组织力量，对我院的土地承包纠纷案件进行了摸底调查，初步掌握了纠纷的基本情况，分析了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对策。

一、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类型

1、发包方提前终止合同，承包方起诉要求继续履行此类纠纷在村委换届后表现更为突出。

2、在承包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物价上涨，土地使用价值提升等原因，致使原承包费过低，发包方要求提高承包费，双方发生纠纷。

3、承包方因经营不善，没有取得预期利益，或取得利益过低，导致拖欠承包费。

4、因妇女离婚、出嫁等原因未能取得承包地，从而引发纠纷。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已颁布实施，但是由于实施时间较短，相关配套规定和司法解释较少，往往土地承包案件又非常复杂，涉及到许多民间习惯、村规民约，审理中法官感到很吃力。

2、诉讼中农民的证据意识差，诉讼知识贫乏。农民的文化素质法律意识整体偏低，在发生纠纷时不太懂得怎样进行维权，在诉讼中经常走弯路，无谓的增加诉讼成本。

3、合同形式不规范，在对外承包土地时，基本上都能签订书面合同，而在具体经济组织内部都很少签订书面合同，只是几个人用尺子一量，就算定下了。另外，土地管理部门很少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生纠纷时，双方难以说清。

4、根据法律规定对外承包土地等重要事项需经过民主议定程序，即由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进行公开决定，但实际上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很难召开，更不要说民主议定重要事项了。因此许多土地承包没有经过此程序，有的甚至只是几个主要的村干部决定后，就对外承包。

5、村委的换届选举引起承包合同纠纷普遍存在。现在农村选举制度在实行中不完善、不健全，竞争中混杂着家族势力等非正常因素。新一届村委上台后，或因承包方是竞选对手的人而进行打击报复，或对前任村委工作不满意，于是找种种理由，随意解除合同或干脆不经协商另行发包给他人，造成纠纷。

6、村组干部素质差，工作能力有限。在因人口变动需进行土地调调整时，不能正确理解政策规定，分地不均。并且，现行法律对村组干部制约过少。部分干部无所顾及，用手中的权力钳制农民，以此收受贿赂，索要钱财，或以权谋私搞暗箱操作，给自己的亲友多分地、分好地。

7、歧视妇女，损害妇女的承包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农村划分责任田、口粮田及批准宅基地，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但有些地方在承程中明显歧视妇女，剥夺出嫁、离婚、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妇女出嫁后发包方要求收回承包地，妇女离婚、丧偶时土地承包经营权得不到保障。特别是妇女离婚后，与原夫不在同一经济组织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容易受到侵害。

三、对策及建议

1、建议司法机关和各级行政部门尽快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相配套的规章制度，完善土地承包的具体实施意见、细则。以便为人民法院及时妥善解决土地承包纠纷提供充足的法律依据。

2、在立案中应注意把好立案关。我们认为，对于土地纠纷案件，法院只能受理侵权纠纷，对于要求村民待遇的诉讼和要求调整土地的诉讼应慎重对待，我们认为该类纠纷不属法院主管的事项。村委委员会和村委小组是农村村民自治组织，它代表村委管理属于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调整土地或要求分配土地属于村民自治的事项，法院不应当也没有权力去处理该类事项。目前，并不是所有矛盾纠纷法院均能行使审判权予以调整。

3、合理运用情事变更原则，由于土地承包合同成本回收期限较长，一般合同的期限都比较长，其间土地升值物价上涨等因素都可能出现，审理中应注意在保护双方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充分考虑各种因素运用情事变更原则。

4、农村土地纠纷，仍应当发挥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乡、镇政府要加强对村基层干部行为的监督，对其不经民主议定程序的行为及时介入，给予纠正。

5、加大对村组干部的培训力度，提高其理解和执行国家政策的能力，强化其法制意识，履约意识，减少纠纷的发生。各级政府要定期对村组干部进行培训，聘请有关专家、学者授课。同时加大监督力度对工作能力低下，群众意见大的干部要坚决撤换。

6、进一步加强对农村妇女的保护，贯彻男女平等思想。彻底消除人们思想中，那种“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等陈旧思想。

7、充分发挥法官的“释明权”，在诉讼中由于农民法律、文化素质较低，理解能力有限，这就需要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就相关法律的理解、可能出现的诉讼后果等对当事人予以详细的说明。

篇五 关于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调查报告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作为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就集体享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土地、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而等自然资源所订立的承包经营合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制度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使家庭承包责任制成为农业生产的基本经营方式，成为党在农村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因此，正确及时的审理各种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的意义就非常重要。

但是，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土地承包纠纷案件无论在审理中还是执行中都感到比较棘手。原因在于，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够详尽，致使各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作法不一，执行中判决内容不易执行，即使采取强制措施也无法达到最终目的。土地承包案件的审理难、调解难、执行难己严重影响到了司法的统一和司法权威的树立。接上级法院通知后我院积极组织力量，对我院的土地承包纠纷案件进行了摸底调查，初步掌握了纠纷的基本情况，分析了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对策。

一、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类型

1、发包方提前终止合同，承包方起诉要求继续履行此类纠纷在村委换届后表现更为突出。

2、在承包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物价上涨，土地使用价值提升等原因，致使原承包费过低，发包方要求提高承包费，双方发生纠纷。

3、承包方因经营不善，没有取得预期利益，或取得利益过低，导致拖欠承包费。

4、因妇女离婚、出嫁等原因未能取得承包地，从而引发纠纷。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已颁布实施，但是由于实施时间较短，相关配套规定和司法解释较少，往往土地承包案件又非常复杂，涉及到许多民间习惯、村规民约，审理中法官感到很吃力。

2、诉讼中农民的证据意识差，诉讼知识贫乏。农民的文化素质法律意识整体偏低，在发生纠纷时不太懂得怎样进行维权，在诉讼中经常走弯路，无谓的增加诉讼成本。

3、合同形式不规范，在对外承包土地时，基本上都能签订书面合同，而在具体经济组织内部都很少签订书面合同，只是几个人用尺子一量，就算定下了。另外，土地管理部门很少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生纠纷时，双方难以说清。

4、根据法律规定对外承包土地等重要事项需经过民主议定程序，即由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进行公开决定，但实际上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很难召开，更不要说民主议定重要事项了。因此许多土地承包没有经过此程序，有的甚至只是几个主要的村干部决定后，就对外承包。

5、村委的换届选举引起承包合同纠纷普遍存在。现在农村选举制度在实行中不完善、不健全，竞争中混杂着家族势力等非正常因素。新一届村委上台后，或因承包方是竞选对手的人而进行打击报复，或对前任村委工作不满意，于是找种种理由，随意解除合同或干脆不经协商另行发包给他人，造成纠纷。

6、村组干部素质差，工作能力有限。在因人口变动需进行土地调调整时，不能正确理解政策规定，分地不均。并且，现行法律对村组干部制约过少。部分干部无所顾及，用手中的权力钳制农民，以此收受贿赂，索要钱财，或以权谋私搞暗箱操作，给自己的亲友多分地、分好地。

7、歧视妇女，损害妇女的承包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农村划分责任田、口粮田及批准宅基地，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但有些地方在承包过程中明显歧视妇女，剥夺出嫁、离婚、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妇女出嫁后发包方要求收回承包地，妇女离婚、丧偶时土地承包经营权得不到保障。特别是妇女离婚后，与原夫不在同一经济组织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容易受到侵害。

三、对策及建议

1、建议司法机关和各级行政部门尽快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相配套的规章制度，完善土地承包的具体实施意见、细则。以便为人民法院及时妥善解决土地承包纠纷提供充足的法律依据。

2、在立案中应注意把好立案关。我们认为，对于土地纠纷案件，法院只能受理侵权纠纷，对于要求村民待遇的诉讼和要求调整土地的诉讼应慎重对待，我们认为该类纠纷不属法院主管的事项。村委委员会和村委小组是农村村民自治组织，它代表村委管理属于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调整土地或要求分配土地属于村民自治的事项，法院不应当也没有权力去处理该类事项。目前，并不是所有矛盾纠纷法院均能行使审判权予以调整。

3、合理运用情事变更原则，由于土地承包合同成本回收期限较长，一般合同的期限都比较长，其间土地升值物价上涨等因素都可能出现，审理中应注意在保护双方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充分考虑各种因素运用情事变更原则。

4、农村土地纠纷，仍应当发挥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乡、镇政府要加强对村基层干部行为的监督，对其不经民主议定程序的行为及时介入，给予纠正。

5、加大对村组干部的培训力度，提高其理解和执行国家政策的能力，强化其法制意识，履约意识，减少纠纷的发生。各级政府要定期对村组干部进行培训，聘请有关专家、学者授课。同时加大监督力度对工作能力低下，群众意见大的干部要坚决撤换。

6、进一步加强对农村妇女的保护，贯彻男女平等思想。彻底消除人们思想中，那种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等陈旧思想。

7、充分发挥法官的释明权，在诉讼中由于农民法律、文化素质较低，理解能力有限，这就需要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就相关法律的理解、可能出现的诉讼后果等对当事人予以详细的说明。

篇六 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的调研报告

农村土改房屋是指在1951年依照《中国土地改革法》确权登记的农村宅基地房屋。此类房屋虽建成年代久远，房屋本身的价值有限，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些房屋大都被列入了拆迁范围。拆迁政策的优惠条件使得房屋具有了大幅升值的空间，导致了此类房屋权属纠纷案件日益增加。由于农村土改房屋的权属纠纷案件涉及的法律关系复杂，审理案件所必要的原始资料又因历史原因欠缺不齐，造成在认定农村土改房屋权利归属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难点和争议。为正确、及时审理房屋权属争议案件，保证拆迁工作的顺利进行，我院对XX年一XX年10月以来审理的78件因拆迁引起的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进行了专题调研。

一、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案件的特点

1、房屋年代久远。土改房屋大都建成于建国前、建国初期。多数房屋的自然状况及其管理、使用情况、权属更迭情况变迁很大。房屋的书证资料有不少已经遗失湮灭，了解房屋权属状况的证人大都已故或年高体弱无法出庭作证。因此土改房屋权属案件的调查取证工作具有相当的难度。

2、涉及民事法律关系复杂。大部分案件均是房屋产权、继承、析产等法律关系交织在一起。通常还涉及过去法律、法规不健全年代的一些不规范的审批行为，大大增加了审理工作的难度。

3、涉及当事人众多。土改房屋权属纠纷大多发生在家庭内部成员或亲戚朋友之间。因过去年代的家庭人口一般较多，加之涉及继承，造成可能享有权利的当事人众多，且直系、旁系、血亲、姻亲等关系混杂在一起。在起诉时，部分权利人并未参加诉讼，造成案件通常需要追加多个必要共同诉讼的当事人，审理案件所需的周期较长。

二、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所涉及的若干疑难问题分析

（一）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的法律效力问题。

土改房屋确权的主要依据应当是当时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在土改房屋权属争议的诉讼中，因颁证年代久远，当事人大都无法提供土地房产所有证的原件，用以证明土地房产权属的都是在档案管理部门查档调取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的复印件。由于1951年的房产档案管理中尚无注销的制度，争议房屋的权属如果发生合法的变更登记，在原存根证上是没有注销记录的。因此，我们认为，此类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不能当然作为房产权属的凭证，应当区分不同情形，认定其效力。

1、争议房屋在1951年土改登记后未再换领产权证，房屋权属应以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记载的登记为准。土改确权一般以登记为准，因此一般应确认土改时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有效。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争议房屋由部分共有人进行了未超过原房屋建筑面积的翻、改建，但未经过相关批准，部分共有人对争议房屋的翻、改建可视为对原房屋的修缮。房屋权属仍应以土改登记为准。翻、改建的费用可由全体权利人分担。如果争议房屋由部分共有人进行翻、改建，并经过相关批准，领取了私房建筑执照并取得房屋的房产、土地证，则应当认为原房屋已经灭失，原宅基地已经批准用于新建房屋。在其它权利人不能举证证明翻建人是代表全体权利人进行新建房屋的情形下，原1951年的土地房产证存根不再具有效力，房屋权属归在1951年之后颁发的房产证记载的权利人所有。

2、争议房屋在1951年土改登记后又换领与土改登记相冲突的产权证时，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的效力问题。

无锡市在1989年左右对全市的农村宅基地房屋重新进行了普查与登记，并换发了相应的房产、土地证。由于1989年登记的权利人与土改登记的权利人往往是不一致的，如何正确认识两种权利凭证是审判实践中最感到困惑的问题。

1951年的土地改革是我国对农村房屋进行的首次分配登记，房屋权属一般应以土改登记为准。1989年进行的房屋产权登记，属于换证行为，其确认新的权利人应当经过合法程序。

(1)1989年换证时，如果是以原土地房产证记载的所有共有人的分家析产协议为依据，对房屋进行权利登记，所确认的权利人应为争议房屋的所有权人。原土地房产证已被合法变更登记。

(2)1989年换证时，仅以祖遗房屋为由部分共有权人或其它亲属领取房产证，应认为是部分共有权人代表全体权利人领取房产证或侵权行为，争议房屋权属仍应以土改登记为确权依据。

(3)争议房屋已经经过土改确认的共有权人的分家析产，但在1989年换证时未按析产协议领证，仍由部分共有人领取产权证。我们认为，如果分家析产协议已实际履行，即支付了归并款、分割了房屋、交付了房屋等，分家析产协议仍应是有效协议。部分共有人领取产权证，不是对分家析产协议的否认，而应视为代表其他权利人领取产权证。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农村传统风俗和习惯，分家析产协议往往欠缺家庭成员中女儿的签名。这种协议是否因为欠缺共有人签名而导致无效，应慎重对待。在分家析产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当事人也能举证证明未签名的共有权人知晓分家一事而未表示异议的情形下，应认为未签名的共有权人对分家析产默示同意，维持协议的效力。

（二）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共有权人的认定问题。

1950年11月25日中央内务部颁布的《关于填发土地房产所有证的指示》第6条规定“土地证以户为单位填发，是合于现在农村经济情况的。但应将该户全体成员的姓名开列在土地证上，不能只记户主一人姓名，以表明此项土地房产为该户成员（男女老幼）所共有。”因此，土改时，在土地房产所有证上登有姓名的全体家庭成员，包括只登记户主姓名但注明了家庭人口数，在数之内的家庭成员，都是房屋的共有人。

土改至今已有五十多年历史，当事人在诉讼中往往无法提供记载有家庭成员姓名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原件，当事人提交的存根件上仅记载有户主姓名和家庭人口数。如何确认在数之内的家庭成员，也是此类诉讼中的难点。

我国在1951年尚未实行户籍登记制度，现存有据可查的户籍资料是1955年登记档案。如果教条地要求当事人提供1951年的户籍资料来说明土改时在数之内的家庭成员，是不尊重历史事实的。在审判实践中，可由双方当事人自行确认在数之内的家庭成员的身份及姓名。如双方无异议的家庭成员出生年代均在1951年之前，当事人可以提供的1955年户籍登记情况又与双方当事人的自认无矛盾之处，则可以按双方当事人确认的家庭成员作为争议房屋的共有权人。如双方当事人无法确认相一致的在数之内的家庭成员，则可要求双方当事人进一步对各自的主张举证。法官可根据其它旁证材料，以当事人主张的家庭成员是否合乎情理、是否合乎风俗习惯为标准，判断当事人主张在数之内家庭成员的合理性。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数之外的家庭成员也存在可被酌情认定对土改房屋享有共有权的可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6）民他字第6号《关于土改后不久被收养的子女能否参加分割土改前的祖遗房产的批复》精神，土改后不久出生的子女或养子女，长期管理、居住使用土改前祖遗房产，且无其他住处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认其享有产权并参加析产。最高院的批复对“土改后不久”时间段未有明确规定，依照省高院1994年《关于审理房地产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土改后不久”时间段应掌握在五年之内。

（三）涉及拆迁的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标的物的确认问题。

房屋权属纠纷的确权标的当然是争议房屋，但涉及拆迁的房屋权属纠纷的特殊之外在于有些争议房屋已经被有关部门拆除，有些房屋虽未拆除，但已被列入拆迁范围。发生房屋权属纠纷后，当事人往往以房屋尚未确权，阻挠拆迁，甚至向法院申请诉讼保全，要求保全房屋、暂缓拆迁。为保障城市建设的顺利进行，避免对拆迁进展的负面影响，应正确认识涉及拆迁的房屋权属纠纷的标的物性质。

我们认为，依照国家相关政策进行的房屋拆迁安置，是合法行为，争议房屋被拆除并不代表房屋的毁损、灭失，争议房屋的权利依然存在。因争议房屋的权属纠纷与争议房屋的拆迁安置纠纷属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在诉讼中，确认争议标的，应区分不同情况：

1、争议房屋列入拆迁范围，但尚未拆除的，尚未签订安置协议的，确权标的当然是房屋。由于房屋是否拆除，并不影响此类房屋权利归属的确认，考虑到权属纠纷诉讼周期较长，而拆迁工作也有较强的紧迫性，对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要求有关拆迁部门暂缓拆除房屋的，一般不应予以准许。是否拆除房屋由拆迁部门按照相关拆迁政决定。对当事人申请暂缓安置房屋的分配、交付的，应当予以准许，并要求相关部门协助执行，以避免错误安置带来新的纠纷。

2、争议房屋已被拆除，拆迁人已经与名义权利人签订安置协议，但尚未交付具体安置房屋的。因无明确、具体的安置房屋，确权的标的仍应是被拆除的房屋。房屋的不存在，不影响确认之诉的进行，当事人仍享有以被拆除房屋的合法权利人身份向有关部门主张安置的权利。

3、争议房屋已被拆除，拆迁人与名义权利人签订安置协议，且也交付具体安置房屋的。这是在实践中最具争议的一种情形。有观点认为，争议房屋已被拆除，且亦交付了明确、具体的安置房屋，原房屋的一切权利均不存在，应当直接以安置房屋作为确权标的。对此，我们持有不同意见。

首先，房屋权属关系与拆迁补偿安置关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直接以安置房屋作为确权标的，必然涉及对安置协议合法性的审查。如果确权结果是房屋的所有权人发生了变化，则安置协议是否有效已经存有疑义，直接对安置房屋确权失去了法律基础。

其次，在拆迁补偿安置关系中，原房屋与安置房并不是简单的一等一的置换关系或赔偿关系。依照拆迁政策，当事人对安置方式有多种选择，当事人也可放弃部分安置权利。同时，依照拆迁政策，在增加共有权人或权利人变更的情形下，拆迁人也可能存在应增加安置房屋的义务。由于原安置协议不是房屋真正权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直接以安置房屋为确权标的，则可能会损害真正权利人的合法利益。

再次，拆迁安置协议一经签订，就是协议载明的被拆迁人取得房屋所有权的合法依据，在该协议未经正当程序被宣告无效或撤销之前，法院可否直接变更安置房的权利人，也是值得商榷的。

我们认为，在安置房屋已经交付的情形下，如果发生权属争议的当事人对安置协议无争议，同意接受安置方案的，法院可以依照被拆迁房屋的权利归属直接对安置房屋进行确权。如果发生权属争议的当事人，不接受安置协议，仅要求对原房屋确权的，法院仍应以原房屋为确权标的，明确各方当事人的权利。判决确认的房屋权利人向拆迁人主张权利的，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双方可另行处理。当然，拆迁人如果是善意、有偿与原被拆迁人签订安置协议，一般应当维持原安置协议的效力，以维护拆迁工作的严肃和有序。至于真正权利人所受到的损害可以通过要求擅自处分他人或共有人财产的侵权人赔偿损失的方式获得救济。

（四）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中的事实收养关系的成立及解除

认定问题。

土改房屋权属纠纷通常是与继承纠纷并存的，其中涉及的收养关系多数是在收养法实施前形成的事实收养，如何认定事实收养关系的成立及解除，也是此类纠纷中的难点。

最高人民法院在1988年作出的《关于关于许秀英夫妇与王青芸间是否已事实解除收养关系的复函》中指出“一九三七年王青芸两岁时被其伯父王在起、许秀英夫妇收养，并共同生活了二十年，这一收养事实为亲戚、朋友，当地群众、基层组织所承认，应依法予以保护”，“双方未以书面或口头协议公开解除收养关系……以认定许秀英夫妇与王青芸的收养关系未事实解除为妥”。根据批复的精神，在审判实践中确认事实收养关系的成立应具备下列条件：

1、当事人之间须有共同生活的事实。即当事人之间以父母子女的身份长期发生抚养或赡养的生活关系。具体可表现为当事人相互间都公开承认养父母子女关系，相互使用父母子女的称谓，或子女随父母姓氏，或有收养文书、或申报户口登记等。一般应以“长期共同生活”为确认事实收养的依据。

2、须有群众和亲友的公认。即群众和亲友公认当事人之间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最了解当事人的真实情况的就是当事人的亲友和乡邻，他们的看法对确定当事人间的关系性质的重要证据之一。

3、须有基层组织的承认。基层组织作为群众自治性组织，负责当地群众的日常事务管理，对当事人间长期共同生活的关系性质有清楚的了解。基层组织的承认是确定当事人间关系性质的主要证据。

在审判实践中难以把握的是如何认定事实收养关系的解除。在事实收养关系成立后，双方当事人又因各种原因，做出一些行为，如将双方户籍分开、养子女迁回亲生父母处居住、双方在各自档案中不再填写收养关系等。是否因此可以认定双方当事人已经以行为表明解除收养关系？收养关系是拟制血亲关系，可因当事人的协议而成立，也可因双方的协议而解除。1992年实施的收养法的规定也强调了收养关系的协议性质。收养法规定了解除收养关系的两种方式，一是依当事人协议而解除，二是依当事人一方的要求以诉讼方式解除。可见立法所强调的是收养关系因协议产生，也因协议解除，协议不成的，须以诉讼方式解除。不认可所谓的因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某些行为而事实解除收养关系。所以，在认定事实收养关系当事人双方是否解除收养关系时，应当参照现行立法的精神及收养的实质，强调以当事人双方以书面或口头协议形式公开解除为标准。

（五）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中的诉讼时效问题。

农村土改房屋权属纠纷中涉及的诉讼时效问题有两种情况：

1、1989年换证时的公告时间是否应认定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

1989年对土改房屋进行换证时，通常是经过了公告程序的，被告因此抗辩原告应当在公告之时知道权利被侵害，原告迟至现在起诉已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我们认为，颁发房屋产权证之前的公告，是颁证机关为保证颁证的正确性，对拟颁证的情况在一定范围内向社会公布，征求利害关系人或其他人的异议、意见的行为。这种公告不具有已将房屋产权情况告知全体利害关系人的法定效力。简单地将公告时间认定为“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缺乏法律依据，被告应证明原告知晓公告且无异议。

2、关于继承的诉讼时效规定与《民法通则》中诉讼时效规定的适用对象问题。

《继承法》第8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民法通则》第135条、137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二者规定的差异之处在于两种诉讼时效期限的起算日期是不同的，继承的20年时效是自继承之日起计算，《民法通则》规定的20年是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继承法》是1985年颁布生效的，《民法通则》是1987年施行的。对《民法通则》颁布生效后怎么适用这两部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7条作出了司法解释：“继承的诉讼时效按继承法的规定执行，但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视为接受继承，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上述司法解释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在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接受继承（包括明确表示继承和视为接受继承）但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不适用继承法关于继承权的诉讼时效，而应适用《民法通则》关于共同共有所有权保护的诉讼时效。第二，在继承权被侵害时提起继承诉讼时，应适用《继承法》第8条关于2年或20年的诉讼时效规定。

在土改房屋权属纠纷中遇到的继承大都属于在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接受继承但遗产未分割之情形，有关诉讼时效应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但是，在审判实践中也遇到过特别的情形，即在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分割遗产，但遗产已被非继承人占有取得（侵权未超过二十年）。继承人在继承开始（被继承人死亡之日）二十年之后，才提起确权诉讼。这种纠纷是属于继承权纠纷还是侵权纠纷，适用何种诉讼时效规定，在实践中做法不一。我们认为，继承权纠纷属于民法通则规定的侵权纠纷的一种类型，《继承法》与《民法通则》对这种侵权纠纷规定了两种不同的诉讼时效起算点，给审判实践带来了混乱。从法理角度来讲，《继承法》是民法中的单行法，不得违背基本法，同时，《民法通则》颁布生效在《继承法》之后，其基本原则应视为对前法与之矛盾之处的修正。从实践角度来讲，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后二十年才知道权利被他人侵犯，按照《继承法》的规定不得再提起诉讼，实际上剥夺了房屋继承权人法定的、正当的、合理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