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 南京市检察干部培训团赴新加坡、香港培训考察报告
南京市检察干部培训团赴新加坡、香港培训考察报告
由全市各区县检察院和市院干警组成的南京市检察干部培训团一行二十人在邵长生副检察长的带领下，本着“开拓视野，学习提高，增进交流”的目的，经新加坡利康国际管理研习中心安排，于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０日至９月３０日在新加坡和香港两地进行了为期二十一天的培训考察，听取了《新加坡国情与社会发展概况》、《新加坡的立法与行政机构》、《新加坡公务员体系》、《新加坡工商法令》、《新加坡的廉政建设及反贪污法令》、《新加坡的法律制度与司法机关》、《新加坡的刑法典和刑诉法典》、《新加坡的民事诉讼程序》、《新加坡的律师制度》等９个专题讲座，参观了新加坡最高法院、地方法院、市区重建局、总检察署、监狱、中央肃毒局，香港廉政公署、立法会等单位，了解其工作职责和工作程序。在整个听课和参观过程中，培训团的学员们带着了解、比较、扬弃的目的踊跃提问，形成了互动的学习模式。三周下来，不仅对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制度及其运作有了较直观的感受，更是在不断的分析比较中，思考我国现行法制建设和社会管理过程中的优势和不足，探求在结合本土资源的基础上移植一些先进的司法理念和管理方法，使新、港之行取得更直接的效果。
新加坡印象
一、多民族共存、多元文化融合的国家。
新加坡曾被英国殖民一百多年，１９５９年自治，１９６５年８月９日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的新加坡共和国。建国初期，新加坡面临着严重的住房短缺、人口膨胀、失业率高三大社会问题，政府通过建造公共住屋、实施工业化、发展基础设施等，于７０年代末基本解决了生存问题，经济快速增长，８０年代开始重视环境和生活素质。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新加坡在经济建设和其他社会发展领域取得了骄人的业绩，成为全球五大外汇储备国、四大金融中心之一，其人均国民收入达２万３千余美元。今日的新加坡以连续８年世界竞争力排名第
二、亚洲最廉洁的政府、全球最透明的商业行为等著称，其环境素质在亚洲也是首屈一指，是当之无愧的“花园城市”。
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主要是来自马来半岛、中国、印度次大陆和斯里兰卡的移民后裔，种族和宗教问题是极其重要的社会问题，鉴于独特的人口结构和文化差异，新加坡政府始终推行种族和谐政策，在制订文化、宗教等各项政策时，以民族平等和促进交流为基本原则，如特设回教法庭施行回教法来处理回教徒的宗教、婚姻、财产继承等事务。新加坡社会包容兼蓄性很强，“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主、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己、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为共同价值观。种族和谐政策的推行，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了解和信任，减少了种族矛盾和冲突，增加了国家的凝聚力，形成了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建国家的向心力。
二、廉洁、高效的政府，团结、安定的社会，高素质、强危机感的国人。
新加坡实行的是三权分立的共和议会制，人民行动党自１９５９年执政以来，一直一党独大，推行的是非共民主社会主义，走“精英治国”道路，强调通过法制和经济的发展来求得社会的平衡。从其四十年发展的轨迹看，新加坡政治上是典型的新权威主义，经济上是“四小龙”的东亚模式。新加坡执政党和由其组阁的政府具有很高的集体向心力，受到普遍的认同，在其领导下，新加坡这个面积仅６００多平方公里的小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世人瞩目。虽然其对公民的政治权利加以颇多限制，西方国家多不认为新加坡是民主国家，但都认为新加坡政府是好的政府、廉洁高效率的政府，当然，新加坡公务员待遇很高，以高薪厚禄养廉养贤，被喻为“最贵的政府”。在社会管理方面，以李光耀和吴作栋为首的执政党，通过厉行法制，实施强社会控制力，政府的影响力渗透到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邻里警岗（类似派出所）、公民咨询委员会（类似居委会）、宗亲乡亲团体、职业团体等及时疏导社会矛盾，规范社会成员的言行举止，从而有效地维持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正因为新加坡没有象西方那样走向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而是具有一种集体精神性的权威主义，才能够在这样一个种族宗教问题相当敏感尖锐的国家，长时间地保持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才能够集中精力进行国家建设。
新加坡政府高度重视教育，实行机会均等的教育政策，注重高级人才的培养，往往在中学阶段就开始物色可造就的国家栋梁之材，以奖学金等方式使其接受西方名校的高等教育，毕业后遵照合约回国为政府效力。这点从其公务员的素质，特别是法律官员的苛刻学历条件中可见一斑。新加坡政府在着力培养本国学生的同时，还非常注重外来人才的吸收，用这种最快捷的方式直接产生效益。我们感受颇深的还有新加坡人的普遍危机感，无论是高层人士还是普通国人，不因现有的成就沾沾自喜，相反均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竞争意识。特别是亚洲金融风暴后新加坡经济明显滑坡，政府和国人对原来的繁盛景象进行反思，对本国的处境重新审视，认为新加坡自然资源匮乏，经济的对外依赖性强，除人力资源外，别无优势，人人有危机感，工作勤奋有责任心。
三、法制完备且得到普遍遵从，具有高效率的执法体系。
新加坡以严刑峻法闻名于世，其立法完备、法网严密，事无巨细均有相应的法律规定，以法治国、治权、治民，是个高度法制化的国家，在执法方面十分严厉，任何人违法都要受到严厉制裁。新加坡国民能够理解法律制度是为保护多数人的基本权利和安全而建立的，故支持用严刑峻法的模式管理国家，大多能够自觉遵守并由他律转化为自律。新加坡的警察被授予很大的权利，其执法活动也受到广大居民的支持。在新加坡，司法享有很高程度的独立，法院的判案不受任何机构、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和影响，任何人一旦犯法都要受到制裁。如曾有荷兰公民范达米因携带毒品进入新加坡被判绞刑，荷兰政府和其他组织先后向新加坡政府求情，世界人权组织发表声明，要求新加坡总统出面干涉，反对施以死刑的国际特赦组织要求新加坡总统宽恕范达米，荷兰皇后也给新总统写信。这些求情均未奏效，新加坡按照自己的法律，按期绞死了范达米。
新加坡的法律体系深受原宗主国英国的影响，是个判例法的国家，但建国后不久就因地制宜地取消了陪审团制度，１９９４年废止了向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提出上诉的制度，最高法院内的上诉庭成为新加坡的最终上诉庭。在近年来进行的司法改革中，以拥有亚太地区速度最快、反应最强的法庭制度为目标，杨邦孝大法官在司法行政方面作出了多项改革措施，如为解决突出的案件积压问题，设立夜间法庭、民事和刑事案件均采用审前会议、将承办死刑案件所需法官的人数从两人减为一人、简化诉讼程序、简化一些形式上的繁文缛节等。新加坡的司法制度根据社会的需要不断演变，力求为公众提供一个有效率的法律体系。根据瑞士的国际管理学院／世界经济论坛所出版的１９９３年世界竞争力报告书，新加坡的司法制度在新兴工业经济体系中名列榜首，说明了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心程度及外国人对新加坡法制的评价。
四、以方便、快捷为目的，高科技普遍应用于司法领域。
新加坡在司法界、法律服务界及政府的行政上积极推行电脑化，日益先进的科技水平在新加坡的司法领域中得以大量运用。参观过程中，高等法院内的高科技法庭令我们赞叹不已，它拥有目前最先进的电脑及视听设备和系统，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对物证、位置示意图、视听资料等均用多媒体电脑进行展示，使法官、旁听者更加直观地了解案件真象及证据。为了使一些特殊证人能够不受干扰地提供证词，在法庭外有专门的证人室，通过视听监控系统进行交流，既避免了证人与嫌疑人直接见面的尴尬，也使证人的全部作证过程能被直观地反映，便于质证。在海外的证人也可通过这些设备和系统向法院提供证据作证，以节约诉讼资源，降低诉讼成本。１９９７年，法院开始施行以电子方法呈递文书的高效系统，诉讼当事人的律师通过电子存档系统呈递诉讼文书，而法庭通过该系统和律师直接沟通。新加坡还大力推广法律网络，该网络包容了许多系统如判例法、数据库、综合法律咨询等，为律师及公众服务。他们认为，法律网络不仅能使法律服务的成本降低，提高速度和素质，更为重要的是它表现了政府与律师在资讯技术上所作的一项策略性投资，能把新加坡的法律服务水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具有更强的国际竞争力。当然，日新月异的科技也淘汰了一些不能及时适应的法律工作人员。
五、新加坡法律规定和法律执行的特色。
就刑事法律规定和执行而言，与我国有明显差异的有：１、无犯罪和违法之分，任何轻微的危害行为，只要其性质符合法律的规定，即为犯罪，一般无犯罪的定罪数额标准。２、其所称的“贪污”类似于我国所说的“行贿和受贿”，而侵吞公款的行为，以其侵吞的方式认定为盗窃、诈骗等。“贪污”主体无特殊要求，任何受雇于政府、公共机构及私人企业的雇员都可构成。贪污犯罪的举证责任倒置，由犯罪嫌疑人证明自己所收受的财物等有合法理由，否则就是犯罪。３、保留肉刑（鞭刑），相信鞭刑具有阻却犯罪的威吓力，死刑采用的是传统的绞刑方式。４、逮捕权、保释权属法院，但挪用公款、贪污、强奸等不需逮捕令便可逮捕。５、证人必须出庭，任何人接到法庭传票不到庭，被认为是蔑视法庭，法庭可签发逮捕令。不协助警方提供证据的是犯法行为。６、犯罪嫌疑人在被警方调查期间无权请律师，直至被控上法庭才可。７、上诉是书面审，且有可能加刑。８、刑事案件在听审前，须经过法院的过堂和审前会议。９、检察署是政府的法律服务部门，属行政机构，没有法律监督权，总检察长是政府的首席法律顾问，一切针对政府的民事诉讼都是以总检察长为被告。１０、无错案追究、国家赔偿制度。
香港廉政公署印象
由于培训团在香港停留时间较短，其繁华都市的景象留给我们的也只是浮光掠影，在港访问的单位有廉政公署（以下简称廉署）、高等法院和立法会，其中特别用三个半天的时间与廉署的三个职能处进行了近距离接触，听取了有关职能和运作的介绍。
廉署成立于１９７４年，其成立背景是香港
六、七十年代贪污现象①普遍存在，“集团式”、“有组织”的贪污活动严重，明目张胆，贿款数额宠大。为打击贪污犯罪，迅速改善政府形象，香港成立了专门的肃贪机构——廉政公署。其独立于香港政府的框架，廉政专员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廉署的工作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即调查、预防和教育，三管齐下对抗贪污。这三项任务由廉署的三个专责部门即执行处、防止贪污处和社区关系处负责执行，行政工作则由行政总部负责，共有１３００余名职员。执行处是廉署的调查部门，负责接受、审阅和调查有关贪污的指控。其线索主要源自市民的举报。近年来，廉署每年平均接获４０００多宗贪污投诉，其中七成是署名举报。防止贪污处负责审查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的工作常规及程序，提出改善建议，以减少贪污机会，同时应私营机构的要求，提供免费的、配合实际情况的防贪意见。社区关系处教导市民认识贪污的祸害，并争取市民积极支持反贪污工作，其工作策略是深入社区，推动各界人士采取预防贪污的措施及提倡诚实、公平等正确的价值观。
在对廉署本身的监察和制衡方面，廉政专员要定期向行政会议汇报重要政策及事项。此外，检控的决定在律政司司长手上，而廉署某些权力的运用亦须经法庭批准，目的是将滥用职权的机会降至最低。廉署各部门的工作都由一个独立的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指导和监察，其成员来自社会各阶层，均由特区行政长官委任，由他们听取及审议所有贪污举报、调查及检控结果，建议应采取的行动，对防贪工作作出具体指导和监督。廉署还设有一个内部监察和调查单位，确保廉署职员的廉洁及诚信。鉴于廉署工作的高要求，其工作人员大多为聘用制，合约两年半，到期进行鉴定，工作成绩不理想者就不再续约，以此来确保廉署工作人员恪尽职守，精益求精。
廉署成立近三十年来，在打击、预防贪污犯罪方面所取得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也为特区政府树立起廉洁高效的形象，当然，随着时事的变化，廉署同样面对着一系列的挑战，如举报数持续偏高，越境贪污、执法人员与黑社会勾结的贪污较多，犯罪手段专业化、科技化，贪污调查取证困难，受人权保护的限制增多等，廉署也在不断研究问题，加强与内地的合作，努力去解决问题。
新港之行引发的思考
一、法律的继承、移植和创新
就新加坡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而言，明显地显示出大度地继承和因地制宜不断变革相结合的特点，新加坡人对被殖民的历史是非常冷静的、实事求是地看待，认为是殖民创造了新加坡，故对代表英国发现新加坡的莱佛士①很是推崇。独立后顺理成章地继承了殖民时的法律制度，并对英国的法律乃至运作模式表示了长时间的尊敬和效仿。但是，其又能够根据本国的具体状况，不断地进行调整，如前所述地废除陪审团制度和不再沿用英国判例、九十年代司法改革的一系列内容等，对其他国家的法律也进行了有益的借鉴②，使法律这一上层建筑能保持与经济基础和社会现实的适应。反观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法治，则似乎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那就是“传统的精华不能充分继承，传统的糟粕无法彻底扬弃；西方文明不能深入地引进，而欧风美雨不能严正地排拒，仇外与媚外的情结纠缠在一起”。一方面，中国法治要走本土化的道路，因为传统作为一个活的历史连续过程，并未因其是过去的东西而丧失其自身的价值，相反，它还在一定程度上以某种新的形式获得延续，进而在现代法治中发挥新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发展更多地参与着世界性的进程，更多地承担了世界性的责任，同时也是由于现今中国的法律已经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时空界限，法治西方化或全球化的呼声也不绝于耳。当今中国法治建设，其实就是如何走继承、移植、创新之路。这里不谈具体的内容，认为首先是心态很重要，始终保持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不斗气、不逞能，只唯实，是新加坡人给我们的作出的榜样。
二、如何看待刑罚的威吓力
群体利益至上是新加坡司法制度的根本原则，大法官杨邦孝说：“刑事司法的目的必须是保护公众，这是任何一名主审刑事案件法官最优先最重要的考虑”、“法庭判刑时，公众利益有时会比被告人的处境更重要”，因此新加坡选择了用严刑峻法来达到维护社会利益的目的，至于为世人所关注的人权保护，在新加坡似乎主要体现为群体的人权而非个人的人权③。据我们接触的授课老师和司法官员，均相信严刑峻法的威吓力，包括问及是否应保留鞭刑，均持肯定态度，这虽然不能代表所有人的观点（任何观点都会有争议之处），但新加坡公认的良好治安状态与此应有相当的关系。说到相信刑罚的威吓力，应该是和法律文化的传统有关，虽然鞭刑是源自英国的刑罚，但仅在新加坡保留下来，说明其有相应的文化背景和现实需要。中华文化的传统是注重群体的利益而非个人的利益，这点在当今西方人权保护理念的冲击下，往往被时髦者摒弃，但是，新加坡的强硬之处就体现在敢于对西方的颇多指责说“不”，根据其实施的社会控制政策，保持其严刑峻法的特色。这里又要涉及到一个法律移植问题，我国的刑事政策一直以“严打”为主，理论界的轻刑化和实务界的重刑化纷争不止。新加坡之行，就如何看待刑罚威吓力方面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严刑峻法＝良好治安是个表象的答案，只有具备一系列的条件，才能划上这个句号。以反贪污为例，新加坡公共服务体系的廉洁度是公认的，其对公务员管理的严格和处罚的严厉也是共知的，其廉政建设的经验是：“不能贪、不敢贪、不想贪、不必贪”，“不敢贪”（贪污者难逃法网，处罚严厉）仅是其中之一，还须和法制健全不能贪、具备较高道德不想贪、薪金高待遇好不必贪结合起来，才能达到廉政的效果。故良好治安依赖于很多因素，包括很强的社会控制力、良好的物质基础、巨大的犯罪成本等，当人民能自食其力、安居乐业时，犯罪现象自然会减少，刑罚和相关因素结合起来，才能达到应有的惩罚和预防的效果，因此，对待犯罪问题，应从社会性学的角度去看待、处理，光靠“打”是不行的。
三、法制需要公众的信赖和尊重
作为一名执法人员，最为欣慰的莫过于自己的执法行为得到公众的认同和支持，维护了社会的正义，同样，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亦需要公众的信赖和尊重，关于这点，新加坡做得较为成功，以警察执法为例，警察被赋予很大的职权，其中一些在我们看来确有侵犯人权之嫌，如在窝赃案中，无须搜查令警方可到任何人的住处搜查贼赃等，而新加坡民众由于具有相当高的法制意识，对警察等的执法行为相当支持，对司法机关的裁判亦表示尊重和执行，因此，新加坡不存在法院执行难的问题，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正当的途径解决。之所以能取得公众的认同，我们认为在法律代表群体利益的基础上，以下两点很重要：一是司法独立；二是严格执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是表现在口号上，而是体现在执法中，当民众确实看到法律是在伸张正义，执法、司法是公正的，才会由衷地表示尊敬和服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进行法制化建设，立法的广度、深度是有目共睹的，欠缺的是执法的力度，因此严格执法才是我国法制化的当务之急。我们应看到代表社会文明进步的法制化对社会经济各方面的能动作用，只有当法制得到公众的认同，自觉维护法律的尊严，司法才是成功的，才能取得真正的社会效果。
四、以人为本，培养人才，善用人才
今天，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知识经济”的新时代，在这个新的经济阶段里，掌握和运用知识的人成为最重要的生产力。新加坡一直把“人”当成第一因素，意识到教育领先的至关重要，全力推行科技兴国的策略，大力提高国民素质。新加坡今日的成绩与其良好素质的劳动力队伍和任人唯贤的精英治国方针分不开的，政府揽尽了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使其为国家效力，以至于反对党和私人机构抗议政府垄断人才资源。以法律服务界为例，其从事法律服务人员的要求是相当高的，要想取得新加坡的律师资格，首先要有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或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伦敦大学、伯明翰大学；或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及新西兰的澳克兰大学的第二等以上荣誉学位，参加律师资格统一考试，实习６个月后方可申请，其对检察官、法官的任职资格要求以具备律师资格为基础条件。在新加坡，我们的直觉是唯有多读书，接受高等教育才有好的出路，戏称为“新科举制度”。虽然学历并不等于能力，但是学历应作为必备的专业背景，是能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指数。相比较之下，我国法律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因传统、机制、观念等原因相差甚远，各领域的精英人物（如“海归派”）为政府效力的也不多。当我们关注新加坡高薪养廉的时候，应更看到其养贤的一面，他们认为高薪等于高素质人才，等于高效率政府，精英治国的方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新加坡培养人、使用人的理念和措施确实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五、执政党的建设
人民行动党成功执政四十年，政绩显著，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长期致力于廉政建设，防止和打击贪污腐败，以良好的政风，营造了亲商的环境，有力地保障了新加坡的发展。其成立时就把党旗基本色调定为白色以示清廉，几十年来，在廉政建设方面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理论和制度，规定任何政党、国家机构和政府部门、任何个人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决不允许凌驾于法律之上；对权力腐败的惩处和防范措施必须行之有效、强而有力；法规制度严、执法严、监督严，使贪污成为高风险的罪案，腐败者须付出十分高昂的代价以至于不敢也不愿去冒险。建国以来，已处理了数起政要的腐败行为，如前环境发展部政务次长黄循文，１９７５年被指控接受印度尼西亚商人８４万新元的贿赂，被判罚款并坐牢１８个月。新加坡商业事务局局长格林奈，１９９１年被控犯有“欺骗罪”，其中一个罪名是１９９０年他向财政部申请一笔购买新汽车贷款，却挪用来还一部旧汽车的账。结果，格林奈被判处３个月的监禁，并失去公职，担任公职２０年的５０万新元的公积金和３０万新元的退休金也因此被取消，从此身败名裂。正因为人民行动党反贪立场坚定，采取了道德教育、制度规范、法律惩处、高薪养廉、组织保证、舆论监督、领导以身作则等一系列措施，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才建设了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一个取信于民的政党。过去曾经有过一种论调，认为只有实行西方的多党制，才能解决对执政党的监督和防止党的腐败问题，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实践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这个论调，其治党的经验，值得借鉴。
当然，在新加坡短短的十余天里，我们亦感受到不民主、不自由的一面，如平静水面下的暗流，出于直观感受，故不在多言。目前新加坡正遭遇建国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全球性的经济衰退，给经济外向型的新加坡带来沉重打击，使新加坡２０多年来年均增长８％至９％的经济形势，在今年三季度首次出现负增长，人民面临失业、减薪、生活水平下降的威胁；美国“９·１１”事件又使新加坡雪上加霜，在经济衰退加剧的同时，又面临安全问题。在此严峻形势下，人民行动党在刚结束的大选中第１０次蝉联执政，充分证实其威信和治国的能力。
（作者：南京市人民检察院 邵长生 曹琼）
篇二 市统计局赴香港培训人员学习考察报告
市统计局赴香港培训人员学习考察报告
根据局里统一安排，我们一行四人于7月19日至26日，参加了“江苏省统计管理赴港培训班”的学习和考察，圆满完成了学习任务。
一、基本概况
江苏省统计系统30名同志参加了由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苏港人才培训合作办公室与香港大学中国事务处在港联合举办的“江苏省统计管理赴港培训班”，其内容非常丰富。一是课程学习。听取了香港政府统计处组织架构及工作方针、香港官方统计系统的发展及管理、统计人员的培训及发展、国际统计标准的应用、与国际及本地社群的关系、统计研究及素质保证、统计法例及相关法例、统计系统及资讯科技发展与应用、资料发布的原则及收费政策、发布数据的方法、官方统计数据的应用、推广统计认知和服务承诺等13个课程讲座内容。二是参观交流。参观了香港大学校园和统计及精算学系，政府统计处的就业及职位空缺统计和电脑辅助电话访问中心的运作，香港廉政公署，政府统计处的服务贸易统计、电脑中心、刊物销售中心和贸易统计数据服务中心。
二、主要收获
一是学到了先进的管理经验。无论是香港大学和政府统计处，还是香港廉政公署，所到之处无不使我们领略到秩序井然、规范高效、积极向上、勤奋工作的环境和氛围。从管理的角度看，也许是他们的组织架构和岗位职能的设置、教育培训、督促检查和考评激励等方面起到了切实有效的作用。拿政府统计处来说，香港政府统计处隶属于政府财政司下的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其组织架构的领导层（见图1）既不纵深又不横扩，而第一线工作架构呈扁平型。政府统计处的员工约1520人（见图2）。政府统计处处长是政府的统计事务总顾问，也是政府统计事务体系的主管。统计处副处长直接管辖三个科，即技术支援科：研究统计方法以提高统计素质；发展科：统计系统的发展及素质监控检定；行政科：部门的行政工作。统计处的五名助理处长分别负责五个统计职能部，即经济统计一部：对外商品贸易统计、价格及住户调查统计；经济统计二部：按行业划分的年、季、月经济统计调查，工商业资讯科技的使用情况和普及程度统计，港外母公司驻港及当地办事处统计；经济统计三部：国民收入统计和国际收
支平衡统计；社会统计部：人口、劳动人口和其他社会统计；综合统计部：劳工统计，为部门内的资讯科技应用提供支援服务，为其他政府部门提供统计专业服务，出版事宜，人力资源发展有关活动。
员工教育培训的总要求，重视发展人力资源的潜能；培育每一名员工在执行职务时能达到最佳表现；实施一系列全面培训及发展项目。教育培训的内容包括统计知识、统计管理技术、处理事务的技巧和能力、特定课题的知识、资讯科技的应用、语文及沟通技巧。
督促检查工作形成了一个数据素质保证框架（见图3）、素质管理系统（见图4）和咨询委员会。咨询委员会由15人组成，政府统计处处长担任主席，14名委员中有11名来自商业、学术和社会各界的非官方代表，有3名分别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首席助理秘书长、规划署署长和政府经济顾问的官方代表。咨询委员会每年召开两次（5月和9月）会议，就政府统计事务体系的统计事宜向统计处长提供意见。
考评激励工作，从适切性、准确度、适时性、可予获取的程度、可比性和连贯性等六个方面设计了19个素质指标，每个素质指标以5分的顺序尺度（最高的5分到最低的1分）表示。政府统计处还负责置于其他29个政府部门及决策局统计组人员的招聘、培训、调派和晋升等管理事宜。
二是了解了香港的繁荣。街上的人流接踵而行，高耸的楼宇鳞次栉比，繁荣的经济自由发达，称得上是名实相副的亚太地区乃至国际的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从统计快报数据资料可见一斑。香港的土地面积为1104平方公里，约是南京市的六分之一；香港的常住人口为702.64万人，总住户232.6万户，南京市的常住人口为771.31万人，户籍总住户205.64万户，但香港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6480人，是南京的5.5倍，香港的居民平均预期寿命高于南京5岁；香港的地区生产总值约是南京的3.4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约是南京的3.7倍；香港的产业主要是服务业，即运输、旅游、金融、商贸和其他服务，其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达91.8%，南京只占51.3%；香港的进出口总值约为南京的20倍；香港接纳入境旅游者约为南京的26倍。
三是体验了国际大都市的文明生活。香港的交通井然有序，汽车方向盘均设在右侧，汽车靠左侧行使；汽车及行人遵守交通规则的自觉性极强，真正做到了红灯停绿灯行。全香港的室内公共场所一律禁止吸烟（香港大学的校园内一律禁止吸烟），只是在路边定点设置了吸烟区，并表明乱吸烟者罚款1500元。香港的道路非常清洁，既没有看到乱扔垃圾和随地吐痰的现象，也没有看到保结员的不停地打扫。香港的市民热情待客，问个路不但能够用不标准的普通话
篇三 鞍山局级正职干部赴香港培训班学习考察报告
9月6日，我市十几名局级正职干部带着市委的殷殷期待，从鞍山出发，开始了为期两周的赴港培训。
足迹：从钢都到深港
这是市委对局级“一把手”培训方式的又一次新探索。行前会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宇光说，如果能让“一把手”们在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能力上有新的提高，那就不虚此行。希望这期培训班为今后的干部出境培训闯出一条新路。
7日至9日的三天课程都是在深圳市委党校学习的。特区教授们就“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cepa及其对珠江三角洲经济的影响”，“新型工业与深圳产业竞争力”，“国有资产管理与国有企业改革”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的讲解，学员们对深圳经济特区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对日新月异的深圳留下了深刻印象。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深圳已经由默默无闻的小渔村发展成为2023平方公里、1000万常住人口的大都会。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2339亿元，人均4．6万。地方财政收入304亿，仅次于上海、北京。
尽管如此，深圳人仍然充满危机和忧患意识。他们对苏州的步步紧逼而焦急，对长三角及上海的发展感到压力，对劳动力成本过高和土地资源的紧缺而感到忧心，对深圳的影响力和今后的发展潜力感到困惑。于是文章《是谁抛弃了深圳》震动特区，激发了深圳人新的斗志。今天，深圳上下都在抢抓世界产业大转移给深圳带来的机遇。他们认为，深圳曾经成功抓住了两次大的机遇：1979年中央决定建特区；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那么这次cepa（中央与香港签订的“更紧密经贸安排”）的出台，可能给深圳带来第三次大发展。正像中央一位领导人说的那样，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试验场的任务已基本完成，而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历史任务，对深圳来说还任重道远。
在深圳的几天里，学员们实地参观考察了著名的华为公司和南岭村。
在深圳华为公司访问
在华为这间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刚刚视察过的高科技民营企业，学员们感受到了科技实业的巨大力量。华为主要生产、研发移动通信、交换数据通信和芯片等产品，出口法、德、美等多个发达国家，销售收入200亿，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先行者。在深圳，这样的企业还真不少。2002年，深圳高科技产值1100亿。
“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发源地——南岭村
南岭村更是全国闻名的地方。当年江泽民总书记就是在这个村视察时提出“致富思源、富而思进”。这个800人的村外来打工者却超过3万。2002年，全村企业集体经济总收入1．9亿元，人均纯收入10万元。村里实行工资制，年老农民享受退休金，村民享受公费医疗，学生和儿童公费入学入园，村民全部住上别墅式楼房，是典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耐人寻味的是，当年许多村人因贫困而外逃到香港谋生，而今纷纷回村定居、经商。南岭村提出“穷时有志气，富时没毛病”，“富而好学，富而思进”。李瑞环在南岭村说，作为共产党的干部，看到这里的人民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感到很高兴，这就是共产党的目标和追求。4月12日，胡锦涛总书记视察南岭村时勉励他们：不自满、不松懈、不停步。
视野：香江汇入世界流
9月10日，培训班学员抵达香港。以前是走近她的身旁，这次是走进她的心脏。
香港理工大学的开班仪式
在香港理工大学，在香港立法会，在香港廉政公署，学员们深深感受到了发达地区的社会脉动。
张启枝博士的“公共财政管理”，朱文晖博士的“后wto时代中国的区域竞争及地方政府的主要竞争策略”，岳经纶博士的“香港政府架构、行政管理及公务员制度兼论内地行政改革”，麦伟明先生的“高层领导人力资源开发”，陈可焜教授的“香港地区政治、经济环境及社会基本情况”等课程使学员们进一步开阔了视野。
香港立法会议员蔡素玉现身说“法”
我们来到香港立法会参观考察。全港60名立法会议员之一的蔡素玉女士热情接待了我们2个多小时。香港立法会有三项主要职权：制订法律；控制公共开支；监察政府施政。在立法会会议大厅，蔡议员真诚地告诉我们民主的好处以及民主带来的无谓消耗和高额成本……
香港廉政公署高级官员的讲解使学员们深受启发
考察廉政公署也是我们的课程之一。廉署是1974年香港社会贪污横行民怨沸腾时应运而生的，它独立于香港政府的架构，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廉署的工作分三部分，即调查、预防和教育，有约1300名职工，全权处理一切反贪污的工作。
在廉署大楼会议室，我们一面听高级主任的介绍，一面看廉政公署的制度，学员们又一次受到了廉洁守正的生动教育。只有一个备受信赖的公务员体系，才能巩固人民对政府的信心；而一个具公信力的政府，也正是维持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支柱。
1997年7月1日，随着回归日的到来，香港迈进新纪元。
回归后，在政治上，是空前的顺境。“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政策得到顺利实施和贯彻。在经济上，则是空前的逆境。一方面港英当局时代泡沫经济需要调整，另一方面，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冲击和2001年美国经济衰退和世界经济低迷影响。因而回归以来，香港进入了艰难的经济调整期。从香港百年来发展历程可以看到，香港经济的大发展主要在二战后：五六十年代的工业化和经济起飞；七十年代的经济多元化和国际化，香港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七十年代后期香港转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现在香港则正处于实现第三次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香港经济的瞩目成就是，形成了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轻工业制造和出口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运输中心，国际信息中心，国际旅游中心。香港经济的自由度、市场经济效能、竞争力居世界前列，是世界上少有的充满活力的国际经济大都会。
面对暂时的经济困境，香港人一方面提高了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一方面提高了调整和改革意识。他们提出，第一要致力保持香港作为国际商业都会的地位，第二要全面加强与内地的合作，cepa给香港增添了新活力。
香港作为特殊的经济模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它在坚持自由市场经济，完善经济管理，健全财政金融体制，发展高增值服务，坚持法治，建立廉政，开拓国际合作，发展创新科技和知识经济等方面都有许多经验教训和作法值得我们借鉴。
思维：全球化下的鞍山
站在香江看世界，我们有了更高更宽的视野。我们正处在剧烈变革的时代，以信息技术为主体的科技革命、全球经济结构调整、跨国公司在国际分工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是这个时代的三大潮流。中国的改革开放，使自身融入了这次世界潮流的调整之中，逐步开始确立在国际经济分工中的位置。珠三角快速崛起，长三角世界瞩目。从全球分工的角度看，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基本已经进入20世纪后期形成的国际供应链当中，两大经济区比翼齐飞，共同推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进程，并引导中国现代服务业集群在上海、广州等中心城市形成，引领中国经济迈向更高的层次和水平。
连锁经营人才、构筑3小时都市圈、构建无障碍旅游圈……今年以来，基于“谁能更好地接轨上海，谁就能率先迅速崛起”的共识。长三角地区苏、浙、沪合作发展日益增强。前不久，该地区16个城市的市长聚首上海，共谋合作发展大计。各个城市你追我赶，乘势而上。苏州上半年的吸引外资总量就超过了广州、深圳，杭州正由西湖时代走向钱塘时代。
精彩讲解吸引学员
授课教授们认为，《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将使广东省成为最先受益的地区。再加上珠港澳大桥的修建，大珠三角一体的发展态势也很明显。香港高度发达的服务业将成为广东制造业发展的巨大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也说，香港可以作为前店，广、深地区作为后厂，共同打造大珠三角的兴旺繁荣，使之成为世界经济的区域性亮点。为此，广州南扩，再造一个新广州。佛山并市，培育一个大佛山，东莞两年投入200多亿改造城市环境。
正在两大三角洲竞逐齐飞的时刻，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顺应规律，因时而动，提出并实施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战略，国家要像当年建设沿海经济地区、开发浦东、西部大开发一样，让东北再崛起。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决定，对东北、对辽宁、对鞍山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鞍山能不能抓住这一重大机遇实现振兴？
鞍山市委九届七次全会做了最好的回答。鞍山将实行工业强市战略，发展“一个基地、三大产业”，营造鞍钢经济圈，发展“两园一区一带”，将城市融入环渤海经济圈、沈大黄金带和辽宁中部城市经济区，形成以鞍钢为代表的国有经济，以地方为代表的民营经济，转变政府职能，创造发展环境，到2023年，基本建成全国重要精品钢材基地，基本完成老工业基地振兴任务，基本实现工业化。
深港人士羡慕地对我们说，你们的好日子又要到了。
鞍山蓝图绘就，我们充满信心。
学习：终生的课题
9月28日，鞍山局级正职干部赴香港培训班座谈会在胜利宾馆召开。记者孟铁摄
9月28日下午，培训班学习座谈会在胜利宾馆举行。学员们感慨良多，一致的感受是：此行增加了学识，增大了视野，增进了友谊，增强了信心。走出去就是学习，交朋友也是学习。培训期间，学员张海宽与港商许先生进行了接触，学员李宏延与沿海物业公司进行了业务商谈，韩英、孙慧芳、孙勃与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联系紧密。孙勃还不失时机地与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达成了培训意向。张铁峰、刘科展开了招商行动。李景涛、董维英、闫海涛、杨萍专注于香港的文化教育建设。杨逢畅与香港廉署建立了联系，王守卫与香港新兴媒体都市日报接触洽谈。9月18日，全体学员参加了鞍山市香港推介会，为招商引资工作助阵。
学到了经验，找到了差距，坚定了信心，鼓舞了干劲。大家说，这是一次学习之旅、友谊之旅、合作之旅、发展之旅。学到的知识将化作奋进的动力，推动各自工作的不断进步。
市委组织部部长李宇光总结说，一次学习远远不够，领导干部必须做终身学习的表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