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调研报告(6篇)

第1篇 人大和民事执行改进调研报告

根据县人大常委会__年工作要点的安排，6月2号—3号，县人大内司工委在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常委会副主任秦贤斌的带领下，就县法院贯彻执行《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改进民事执行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情况进行了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贯彻执行《决定》的基本情况

(一)加强组织领导，重视学习宣传。自省人大常委会《决定》公布后，县法院及时组织干警认真学习讨论，并通过标语、短信等方式向社会多方式、多渠道地宣传《决定》的有关内容。县政府转发了《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支持配合人民法院民事执行工作的意见》，要求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参与、支持法院的执行工作。全县基本建立了由党委、人大、政府、司法机关等多方面参与的执行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二)执行工作机制渐趋完善。县法院制定了一系列关于进一步规范执行工作的若干规定，明确了执行工作管理措施，加强了对执行程序、执行行为及执行款物的规范化管理;推行了执行裁决权实施权分离制度、建立并落实了执行听证制度、建立了执行案件信息管理系统，与银行征信系统信息共享，在执行程序、时限、措施等方面实行跟踪管理，促进了执行工作更加规范、有序地开展;在各镇建立基层协助执行网络，在提供线索、协助调查、参与调解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建立执行救助制度，设立执行救助资金，健全管理机制，对符合条件的特困申请执行人实施有效救助。

(三)执行工作力度不断加大。县法院始终坚持把司法为民作为执行工作的根本宗旨，开展集中执行、突击执行、专项执行等活动，采取申报财产、查封扣划、依法搜查等措施推进执行工作，使执行难的问题逐步得到缓解。__年—今年5月，共执结各类案件1524件，执结率为76.6%。

(四)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效果显著。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积极稳妥地处理执行积案1256件(其中委托执行案件43件)、清理执行信访案件14件。自__年以来，针对权利人为信用联社、工行、农行等金融机构的借款纠纷展开专项执行活动、集中开展了计生部门社会抚养费征收案件的执行、尤其是对青龙米业涉及200多位债权人的系列执行案件的妥善处置，得到了县人大常委会负责人的充分肯定。

(五)执行队伍素质逐步提高。县法院始终把队伍建设作为重中之重，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警示教育活动，积极参加省、市法院组织的各种业务培训。__年1月，院全体执行人员参加第三次全国法院执行人员综合素质考试，有效提高了执行人员执行生效裁判、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几年来，县法院执行局的工作多次受到市、县委政法委、市中院、县法院的表彰。

二、当前执行工作面临的问题困难

1、审判与执行协作配合机制还不够完善。有的案件审判与执行脱节，造成执行困难。如在立案审判阶段采取保全措施不力，没有及时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结果错失执行良机;有的案件虽然保全，但未严格依法定程序办理，导致被保全的财物被变卖，给当事人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2、执行内部管理工作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一是案件执行时间跨度较大，透明度不高，申请人无法及时了解执行进度，误认为法院执行要靠关系，以致当事人对法院公信度产生怀疑。二是执行工作的考核机制不够科学。上级法院片面考核高执结率，导致下级法院将未执结的中止案件不符合法律规定终结条件的案件以程序终结的方式全部统计到执行结案的总数中，有效执结率不高。三是执行工作保密制度落实不够到位，致使部分被执行人轻易躲过追查、逃避执行，群众对此反响较大。

3、有些被执行人少数部门法制观念不够强。一是被执行人不自觉履行、拒不履行的现象较为普遍。__年—今年5月审结的民事案件中，当事人自动履行率仅为42.2%。二是执行中部门或地方保护主义现象时有存在。从调查的情况看，涉及需要村委会协助执行的案件尤为突出。如沈巷集中区的征地拆迁补偿案件，由于村委会的消极抵触等原因，致使39起案件长期得不到执行。

4、少数执行干警自身素质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有的执行法官对案件裁判文书审查不细，法律程序没有做到位，致使执行工作陷入被动;有的执行人员对申请人提供的财产线索在查找上有一定困难的，没有穷尽执行方法努力追查，耽误了执行的最佳时机;有些执行人员遇到比较棘手的案件，方法单一，致使案件久拖不结，未能达到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除了县法院自身潜在的一些问题以外，执行工作面临的实际困难也是客观存在的：

1、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备的信用制度，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动缺乏有效监管，被执行人规避、逃避执行现象十分突出，被执行人难找、财产难寻成为普遍现象。

2、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占较大比例，其中相当一部分刑事附带民事、交通肇事、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等案件，因被执行人下岗、重病、离婚、服刑等原因，往往没有财产可供执行。

3、联席会议制度落实不够到位、执行联动威慑机制尚未充分发挥作用，削弱了执行工作的权威性严肃性;有的单位部门不依法履行协助执行义务，导致执行财产难以查找，查找到的财产难以控制，控制住的财产难以变现，变现的财产难以过户的现象依然存在，给执行工作带来困难。

4、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还不能满足执行工作的实际需要，执行工作中常常面临法律依据不明、执行方法不足、强制措施乏力等困惑。

三、加强民事执行工作的措施建议

(一)进一步加大执行宣传力度，积极营造良好的司法环境。县法院应当主动与普法、宣传部门加强联系，以“__”普法教育为契机，认真贯彻落实省人大的《决定》、认真领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做好当前执行工作的若干意见》，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等媒体开展以案释法教育，介绍执行流程、措施、拒不履行的法律后果等内容，增强公众尤其是领导干部、行政执法人员、企业法定代表人、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对执行工作的了解，提高自觉履行法律义务的意识，营造有利于执行工作的良好氛围。

(二)进一步坚持改革创新，不断完善执行工作机制。一要努力形成“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参与、政协支持、法院主办、部门配合”的执行工作新格局;进一步加强与公安、工商、国土、城建、金融等单位的联系与协作，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舆论等手段，全面而有效地发挥执行联动威慑机制的作用。二要建立健全各部门各司其职，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从源头上化解“执行难”的问题。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工作制度，积极探索非诉讼解决方法，缓解法院的执行压力。三要进一步拓展创新执行工作方式方法。深化审执兼顾、协警参执等方式，积极探索并运用担保执行、抵偿质押执行、限制被执行人出境、限制高消费、强制审计、代位履行等新举措，为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提供制度保证。

(三)进一步规范内部管理机制，切实提高执行工作效率。法院内部要进一步规范审执分立，科学界定执行机构与审判机构的职能分工;进一步明确执行审查权执行实施权的界限行使主体，进一步明确各自职责，建立健全既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的执行权分权运行机制;充分利用执行信息管理系统，规范执行工作程序，完善执行案件流程管理，落实执行公开，充分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进一步规范执行评估、拍卖、变卖等环节，严格执行款项的管理、发放工作，自觉接受当事人及社会各界的监督，增强执行工作的透明度公信度。

(四)进一步树立司法为民理念，努力促进社会谐。对被执行人无执行能力，申请人又属社会弱势群体的执行案件，要慎重采取中止或终结执行措施，做好申请人的工作，减少这类案件的申诉上访;对涉及需要村委会协助执行的案件，要加强沟通协调，力求取得一致意见，以促进执行工作顺利开展;对需追究担保人负连带责任的执行案件，要在查明被执行人的确无财产执行的前提下进行，尽量减少担保人的损失;对涉及企业银行的借贷案件，要根据不同案件、不同企业的实际情况区别对待，特别是对资金一时紧张而有“造血”功能的企业，必要时要做好银行的工作，暂缓执行，给企业以回旋的空间。

(五)进一步加强队伍自身建设，全面提高执行工作水平。加大业务培训力度，努力提高干警的执行艺术、技能业务水平，引导干警克服怕当事人上访、怕领导过问案件、怕承担责任的消极畏难思想，切实做到执行有力、司法公正。进一步建立健全执行人员的奖惩机制，激发执行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同时对执行人员在工作中不依法履职或执法违法的行为，要按照有关规定，予以严肃查处。

(六)进一步健全司法保障机制，不断增强执行工作活力。一要积极争取党委、政府的重视支持，加大对法院执行工作的经费保障力度，不仅要确保预算经费及时足额到位，还应从实际出发，根据集中执行、专项执行等实际需要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二要加强与上级法院的联系沟通，建议上级法院修改片面追求高执结率的考核办法，建立客观的激励机制。三是法院自身要进一步重视支持执行工作，在人力、经费物质保障等方面适当予以倾斜，逐步改善执行工作的装备条件，配备与工作相适应的交通、通讯、安全等设备，解决好执行干警的后顾之忧，确保执行工作安全、有效地开展。

第2篇 对民事再审案件调解难的调研报告

目前，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难度增大，再审案件调解相较原审更是难上加难，再审调解成功率相对较低。笔者作为从事审判监督工作多年的法官，对再审案件调解难问题感触颇深。为探求再审案件调解工作规律，提高再审案件调解率，结合本院五年来的民事再审案件审判情况，对当前再审案件调解难问题作以探讨。

一、再审案件调解率低的原因

我院自__年以来，共审理民事再审案件30件，其中调解结案的仅为5件，调解率仅为16.7%。从以上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再审案件调解率很低，造成此结果有诸多原因。

（一）现行法律对再审案件调解的规定有待完善。《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了调解工作的总原则，第五十至五十二条规定的是当事人调解请求权和自行和解权，第八十五至九十一条和第一百二十八规定的是法院调解程序。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了二审法院审理上诉案件，仍可以进行调解，而第十六章审判监督程序中就没有调解的规定。__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了对再审案件进行调解的规定，当然，民诉法总则第九条的立法精神是调解应贯穿民事审判的始终，对再审民事案件进行调解也是法官应做的工作。但对再审案件的调解在理论方面还有争议，在法律规定上还有盲点。

（二）再审案件当事人之间一般矛盾相当尖锐，积怨久远。提起再审的案件一般都是经判决结案的案件，这些案件原来就没有调解成功，当事人之间分歧较大，在法院判决后，当事人上诉、申诉、缠诉，信访不断，矛盾是愈演愈烈，冲突较大，调解的平台基本被破坏殆尽，调解难度相当大。这是再审案件调解难的最大原因。

（三）再审案件来源复杂，当事人存在误解。审判监督程序下的纠错原则是依法纠错。然而很多人对再审程序存在着误解，认为既然启动了再审程序就说明原裁判确有错误，法院应当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改变原裁判，由于这种误解的存在使得再审申请人和向检察机关申诉的当事人往往固执己见，不愿接受调解，使调解失去当事人的配合。即使经反复做其工作后能勉强愿意调解，因为误解较深，调解的成功率也很低。

（四）再审案件案情复杂、疑难。再审案件多是经过一审、二审、重审等多次审理，因案件已经多次审判且历时久远，错综复杂的事实更难以查清。加上当事人坚持己见，一争高下，赌气打官司的心态占了上风，所以对这类再审案件调解也是相当难。这类案件一般以合伙纠纷案件居多。如我院审理的薛丽、薛晶与史顺利、史经来合伙纠纷案及郑宏斌与尹前发合伙纠纷案。该两案均属合伙纠纷，因当事人在合伙期间没有规范的协议和帐目导致发生纠纷，且案件事实经一审、重审等多次审理后更加错综复杂，事实认定难上加难。双方当事人在再审期间已不是纯粹的诉讼，而是打赌气官司，让双方坐下调解都非常难。

（五）再审案件涉及的社会关系复杂，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有社会公众监督、新闻媒体的监督，上级法院的监督、人大、政协、政府的监督，人民检察院的监督，人民法院自身的监督。再审案件的产生来源也是这些监督主体监督的结果，反过来这些监督主体又关注着再审案件的裁判，再审案件承办人审理过程中的言行同样也被监督，所以承办法官有顾虑，庭审合议后交审委会讨论，依审委会意见判决定案，不想惹火烧身。

（六）再审中当事人不到庭造成调解难。有的法人主体灭失，或自然人下落不明，甚至有些当事人故意规避既判义务，或有的申诉方申诉动机就是为拖延或逃避履行义务，在案件进入再审程序后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使案件失去调解基础。

二、提高再审案件调解结案率的对策

如何解决再审案件的调解难问题，提高再审调解率，以减少信访，维护稳定。笔者认为，再审案件承办法官必须站在讲大局的高度，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克服畏惧心理，摸索经验，扬长避短，做好再审调解工作，提升再审调解成功率。

（一）善用技巧促调解。再审案件当事人之间矛盾尖锐、激烈，冲突较大，积怨久远，这是再审案件的显著特点，针对这个特点，再审法官要采取先“背靠背”分头做工作，缓和对立情绪，形成了调解的基础和氛围，再“面对面”谈调解方案的办法。若一开始就让这类案件当事人直面相见，进行调解，可能是“仇人相见，分外红眼”，一调即败，使调解工作全线崩溃，这是应值得注意之处。

（二）利用当事人厌战心理，抓住时机促调解。再审案件当事人历经多次诉讼，有的身心俱疲，再审程序正好给这类当事人提供一个言和休战的平台，对此类案件，再审法官要善于把握其心理，抓住时机，找准双方的利益平衡点，最终促成双方和解。如我院成功调解的张丽与李春波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就是此类典型案件。

（三）强化庭审打好基础促调解。再审案件已经过审判，但又被提起再审，有些案件就是因为案件事实不清，这就要求法官进一步发挥庭审功能，审清案件事实，通过庭审让当事人清清楚楚的明白事理，这就为调解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强化庭审，特别是对提出无理要求、过高要求的一方当事人，在审前无法作调解工作，通过进一步庭审后，使他们明事实、明法律、明利害，调解可顺势而成。

（四）查清法律事实促调解。客观真实不能作为法院定案的依据，只是追求的终极目标。再审案件复杂、疑难，通过审理事实不清，此时再审法官应如何入手？笔者认为，通过诉讼机制，最大限度地确认法律事实，以接近客观事实。通过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让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明白，承担败诉的诉讼后果的原因，再审法官要判前释法、判后答疑，以免除认为是“冤案”的一方当事人的思想怨结。

（五）适时转移重心有的放矢促调解。再审案件是经过一审或二审裁判的案件，所以有相当部分案件事实部分是清楚明白无争议的，此时再审法官处理再审案件就不一定要再次开庭审理，因当事人双方对事实已无争议，此时争议的焦点，转移至对事实、法律关系的认识、法律的适用上，所以要将工作重心转移，在案件定性、适用法律上下功夫，向当事人作好解释，这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有益于促进调解协议的达成。

（六）深入了解案件背景，对症下药促调解。再审案件既然已经一审或二审，再审法官在处理再审案件时，要多向原审法官了解案情，案件的背景，当时调解没成功的原因，判决的法律依据及理由等案内、案外的情况，这样才能作到调解工作胸有成竹，并有的放矢，进行调解有时还可在原调解的基础上进行调解，调解协议可能会很快的达成。

（七）善于利用监督力量促调解。再审案件涉案背景复杂，社会广泛关注，要区别对待，再审法官这时不要退缩，而是要主动向社会群众作好解释工作，向党委、人大、政协、政府主动汇报案情，他们也会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支持法院工作，帮助法院作当事人的调解工作，这样你调解的力度就加强了，调解成功率自然就会升高。如我院成功调处的艾滋病患者任某、徐某诉县人民医院、信阳市中心血站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再审一案，在办理该案时，承办人和院领导多次向县委、县政法委汇报案情，积极争取县委、县政法委的支持，在两被告给予适当赔偿的情况下，由县里拨付原审原告司法救助款一万元，最终成功地化解了矛盾，使案件调解结案。

（八）巧借抗诉机关力量促调解。再审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检察机关抗诉而进入审判监督程序的，这些案件的审理过程检察机关要参与，还有些再审案件，虽然不是检察院提起抗诉而再审的，但当事人去反映过、信访过，检察院较关心处理结果。对检察院进行法律监督的这些案件，如何调解结案，就要涉及到与检察机关的工作配合。要多与检察机关协商，交换个案的认识，争取得到检察官对法官调解工作的支持和理解。这样再审案件当事人会在法官和检察官的说服教育下，改变错误的认识，达成调解协议。纠纷解决了，矛盾排除了，这不但是对法院工作的肯定，同时也是对检察工作的肯定。如我院审结的张某与县人保公司劳动争议抗诉再审一案，法检两家联手做双方当事人的调解工作，终使双方握手言和，该案达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完美统一。

（九）转变观念寻找最佳观念促调解。再审案件要调解成功，再审法官还有个观念应该转变，就是案件的处理过程不要刻意去追求完美无缺的判决结果，而要去找到纠纷解决的最佳方案。纵观再审案件的最终判决结果维持原判的比例较大，笔者所在的法院，再审维持率近40％。为什么一审、二审、再审都是同一结果，当事人还不服呢？出现这一情况，应该说法院对案件的判决结果没错，问题出在承办法官只追求了正确的判决结果，忽视了寻找纠纷解决的最佳方案，对待此类问题，再审法官只要跳出一审、二审法官的思维模式，在不违背法律原则、精神的前提下，以社会公德、道德等作为依据，寻找当事人双方能够接受的案件最佳处理方案，从而调解结案，达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十）善于营造良好氛围促调解。热忱对待当事人，创造调解的良好氛围。进入审判监督程序，有当事人其缠诉、缠访的原因，在处理再审案件时，对当事人法官就热情不起来。外因是再审案件的当事人对原裁判有意见，有看法，所以对法院、法官是有意见的。在这些内、外因素的影响下，调解的基础和氛围与一、二审审判比要差得多。因此，再审法官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从司法为民的角度出发，热情接待当事人，营造调解氛围；要从树立维护人民法院整体形象的大局出发，以纠正和改变当事人对法院、法官的偏见为已任，创造调解的基础。

第3篇 入世对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影响调研报告

入世对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影响调研报告

民事行政检察是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活动，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对民事行政检察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来说面临了新的挑战，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如何更好地发挥民事行政检察的作用，将会成为未来几年检察机关研究的课题。

一、入世要求检察机关加强民事行政检察工作

1、加强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需要。

入世，使我国的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检察机关作为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司法机关，在我国法制建设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并负有重大责任。为了保证宪法和法律能够统一正确的实施，离不开法律监督，而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性质是由我国宪法所确定的，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定的。虽然法律监督的途径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是宪法规定的、专门性的、强制性的和权威性的法律监督，因而是一种最有效的常规监督途径。法律监督的实现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立法完善、执法严明、法制文明的重要标志，因此，入世后，必须加强和完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责，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需要。民事行政检察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民法、经济法和行政法的统一实施，具有特别的重要作用，在入世后的新形势下，民事行政检察这项法律监督工作只能加强，决不能削弱，更不能放弃。

2、加强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是实现司法公正的现实要求

当前，我国正处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时刻，而目前客观的司法环境不容乐观，在现有的司法人员素质、待遇和社会地位的条件下，因地方保护、部门保护、贪赃枉法等原因导致的民事行政案件裁判不公、司法腐败现象时有发生，司法公正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些现象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更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入世后，国家、法人和个人之间的国际交往会比以往更加频繁和开放，司法公正与否，已不仅仅是我国国内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国能否信守入世承诺和国际形象的问题。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是符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重要的法制制度，其监督的对象就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的民事、行政判决和裁定；查处造成裁判不公的司法人员索贿、枉法裁判案件，目前的司法现实决定了只能加强民事行政的检察工作，也只有加强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才能有效地防止民事行政案件裁判不公、司法腐败的现象，确保司法公正。

3、加强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是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现状的要求

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民事行政检察工作起步较晚，法律规定又过于概括和原则，虽然经过了十多年的实践，但仍然是检察工作中的薄弱环节，该项工作在理论上还存在许多争议需要探索，在办案实践中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在思想认识上还存在许多消极想法需要改变，这些现状说明了民事行政检察工作还有待加强。

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职责是通过有效的法律监督行为，保障国家宪法、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以往检察机关比较侧重于对刑法实施的监督，而对民事行政的监督相对薄弱，应该看到，法律监督应是在刑事、民事和行政各方面的全面的监督，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缺少和弱化对民事行政的监督，将会使我国整个检察制度面临着与国家的经济基础是否相协调，与法律体系的重大调整是否相适应，与日益发展变化的监督内容是否相对应的严峻挑战，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地位的稳固。从这一方面看，在入世后，加强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二、入世对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带来的挑战

1、入世对民事行政立法提出挑战

接受并且在我国国内适用世贸的法律规则是我国政府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由于我国现有立法有相当一部分带有计划经济痕迹，与世贸规则不相适应，同时在许多涉及贸易自由的领域立法尚属空白。因此，入世后，一些与世贸规则相冲突的法规和规章将被废除或修订，一批新的法律将被制订，而这些被废除、修订和新制订的法规、规章、法律大部分与政府行政行为和经济领域有关，因此，对民事行政立法的影响较大，集中体现在近期有关我国民商、行政方面的立法速度将空前加快，颁布法律数量将增多，内容将发生变化。

2、入世对民事行政检察人员的素质提出挑战

目前，民事行政检察队伍普遍存在业务不精，经验不足的现象，学习任务比较艰巨，入世对民事行政立法的影响，必然给民事行政检察人员带来了更为繁重的熟悉新知识，适应新规则的学习任务。随着涉外诉讼的增多，又要求我们不仅仅熟悉法律，熟悉中国的司法实务，更要求我们熟悉世贸法律，熟悉国外 的司法制度和实务，了解外国当事人的办事习惯和思维方式，学会如何与外国当事人进行沟通和交流。入世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确立和完善，还要求我们懂经济、懂科技。总之，入世对民事行政检察人员在知识结构上、执法水平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入世对民事行政检察任务提出挑战

入世后，法院的民事、行政审判业务无论在数量、类型还是在适用的法律等方面都有一个跳跃式的发展，这就给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带来了艰巨的任务。在行政诉讼方面，根据世贸司法审查原则，凡涉及成员方政府行政行为的，几乎所有的世贸协议都有司法审查的条款来对行政相对方进行司法救济。因此，世贸规则中大量的司法审查条款在我国司法中的落实，必将导致行政审判工作的变化，如：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将在行政诉讼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行政审判所适用的法律规范将在遵守世贸规则的基础上有一个较大的变化；行政审判的结果将在世界范围内接受评判等等。在民事审判方面，入世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涉外、涉港澳台投资、担保、融资等纠纷案件、因竞争加剧导致企业破产案件，中国服务业开放后，金融、保险、证券等新类型案件会大量增加；二是修改后的《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国内法向世贸规则的转化工作，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审理方式会有较大变化；三是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的加快和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的深化，劳动争议案件呈上升的趋势。以上种种变化无异给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带来了新的内容，增加了新的压力，使得检察机关对法院的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的监督任务空前加重。

三、积极采取措施，迎接入世对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挑战

目前，我国的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及人员素质的现状与世贸对司法工作的要求尚有一段距离，为了适应入世后的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必须在执法观念、人员素质及制度的完善等方面提出更新、更高的标准，以迎接挑战，更好地发挥民事行政检察的作用。

1、确立三个理念

一是确立主体平等理念，世贸的非歧视原则，国民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是每一个成员国在立法、司法和行政工作中都必须贯彻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要求世贸成员之间应当在无歧视的基础上进行公平、平等、自由的贸易。因此，我们在办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时，对各类市场主体始终坚持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树立对各类主体平等对待，平等保护的意识，摒弃执法上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地方主义观念。二是确立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的理念，我们在行使民事行政抗诉权时，不能以监督者自居，而要从维护国家司法公正与司法权威的高度来认识问题，准确定位。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都是国家司法机关，通过公正司法以确立司法权威是其共同的职责，作为检察机关，应当从规范自身做起，使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标准进行。为纠正违法审判行为造成的司法不公，检察机关在加大抗诉力度的同时，要严格把握抗诉条件，提高抗诉准确率。三是确立公开、透明的理念，我们几十年的执法经历，已经形成一种固有的习惯思维定势，办案习惯于秘密进行，司法程序进行过程中难以接受外界的介入，而世贸透明度原则要求司法程序公开，这是对我们的习惯意识是一种挑战，司法程序公开并不是泄密，我们的执法活动要接受更为广泛的监督，只有公开、透明才能做到公正。

2、完善民事行政检察制度

由于法律对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规定过于概括和原则，该项工作起步又较晚，目前仍是我国检察工作的薄弱环节。因此，要加强民事行政检察工作，适应入世要求，首先要规范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经过十多年的实践、探索，为实现规范化提供了条件，规范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着重从七个方面入手，一是规范办案流程；二是规范抗诉案件范围；三是规范审查方式；四是规范抗诉标准；五是规范结案审查方式；六是规范法律文书和报表；七是规范备案审查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使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既有法可依，又有章可循，才能提高抗诉质量，从而增强人民检察院监督民事、行政案件的权威性；其次要加强对民事行政案件起诉和支持起诉工作的研究。目前，国有资产流失、环境污染以及垄断案件日益增多，这些案件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紧密相关，可是一旦受到侵害，在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无人应诉，无力应诉，不愿应诉等问题，致使国家和社会利益遭受损害。国外检察机关支持、参与或提起民事、行政诉讼的立法例很多，从法理上和国际惯例上看，检察机关都有必要作为公益代表提起或支持民事、行政诉讼，面对入世后急剧变化的国内环境，检察机关作为社会公益代言人的角色将更加突出，加强入世后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必将促使我们对民事行政案件起诉和支持起诉工作的开展，使得中国检察官职权能与其他国家检察官职权接轨。

3、加强学习，提高民事行政检察队伍的素质

一是要学习国家已经清理过的和新出台的大量法律法规，学习世贸协议及其一系列附件的规定，可以通过多种形式的学习和培训，提高民事行政检察人员现有的文化素质，在知识储备方面打好坚实的基础。二是要学习他人的研究成果，了解各国当事人的办事习惯和思维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深刻了解领会世贸规则，准确把握世贸规则的精神，才能结合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特点认清入世对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带来的新机遇，才能更好地抓住机遇，更好地发挥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作用。三是加强民事行政检察人员职业道德教育，来提高民事行政检察队伍的整体素质，以适应入世的要求，民事行政检察人员要严格按照《检察官道德规范》中的要求去做，只有这样，才能在本职岗位上确立崇高的工作目标，培养良好的职业习惯，才能全面提高检察人员的道德素质和文明程序，才能从根本上建设一支能够担当起新世纪重任，让党和人民放心的民事行政检察队伍。

第4篇 民事诉讼调解工作调研报告

民事诉讼调解工作调研报告

本文作者：王丹 酷猫写作范文网原创投稿

关于民事诉讼调解工作的调研

王 丹

民事诉讼中的调解，是指双方当事人就争议的实体权利和义务，在法院审判组织的主持下，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民事争议的活动和结案方式。从我国几十年的司法实践来看，它对于及时、有效地解决民事纠纷，提高办案效率、减少诉讼成本，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良好的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法院调解制度再一次被提到了重要位置，通过调解审结案件，对于化解各类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服务发展第一要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民事诉讼中调解工作的基本做法：

与判决相比，调解结案的好处在于：

1、直达诉争双方的思想根源解决矛盾纠纷。由于许多民事案件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单纯的财产关系，而且还涉及当事人的人身关系和情感世界，因此，用判决的方式很难更好地解决这类纠纷。调解能很好地抓住当事人之间矛盾症结，既能从事实上又能从思想上、心理上彻底解决这类问题。

2、案件调解结案后无须启动二审程序，当事人一般也没有提起申诉，很少启动再审程序，对调解所达成的协议，当事人大多能自觉地履行从而减少执行案件数量，减轻执行环节的压力，这样既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也有利于人民法院提高案件的审判效率。

3、诉讼中的调解，尤其是庭前调解制度的实行，简化了繁琐的诉讼程序，及时开展调解，提前解决纠纷，这样减少了诉讼环节，避免了诉讼资源的浪费。采取调解方式审结案件，不但能提高办案效率，及时有效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还能防止各种不稳定因素的产生，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由于民事诉讼调解具有诸多优越性，在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具有的巨大功能作用，受到了民事诉讼当事人和法官们都乐于接受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在民事诉讼制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二、民事诉讼调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认识上存在片面性。首先，对民事诉讼调解的地位认识片面。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推进，着重对庭审方式进行改革，强化庭审功能，强调当庭宣判率，从而制约了法官在庭前、庭审、庭后调解，削弱了法官的调解意识，导致部份法官不再重视调解，而过于热衷于裁判权的行使，甚至简单采取“一判了事”的方式结案。

第5篇 浅谈民事诉讼的当庭认证调研报告

一、民事诉讼当庭认证是审判方式改革的需要

1、当庭认证与当庭宣判。

审判方式改革的要求之一就是提高当庭宣判率，以提高审判工作的效率。当庭宣判的前提就是要当庭对诉讼争议的事实作出认定，并说明理由。而要做到当庭对诉讼争议的事实作出认定，关键就在于当庭对证据的认证。作为法官，其所追求的不是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客观事实，而是诉讼法意义上的法律事实，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对证据的认定结果将直接影响到对诉讼争议事实的认定。所以说，要做好当庭宣判工作，首先要解决好当庭认证问题。

2、当庭认证与当庭调解。法官主持下的调解，其前提必须是在案件事实基本清楚的情况下进行；庭审程序中，把调解安排在庭审小结之后，也是对这种要求的一个策应。庭审小结的综述，尽管不是对案件事实的最后的判决，但由于法官这时对证据的证明力作出了判断，并依据诉讼法及其相关理论阐述了相应的采信与否的理由，实际上也是对诉讼争议的事实作出了认定。因此，解决好当庭认证就是解决了当庭对诉讼争议事实的认定，也就是解决了法官主持下的调解的前提。

3、当庭认证与审判工作效率。由于当庭认证是当庭调解和当庭宣判的前提，所以做好当庭认证工作成为提高审判工作效率的重要环节之一。当庭认证问题解决得不好，提高审判工作效率就会失去实现的前提条件。

二、民事诉讼当庭认证应遵循证据法则基本要求

1、证据法则的引用。

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证据法，但相关的法则已散见于民事诉讼法和有关的司法解释中，审判实践中也已经形成一些成熟的惯例可供遵循。首先我们要对有关成文的证据法则规范加深理解，并将其联成有机体系。在审判工作中，我们应当优先考虑适用这些规范，并加以论理性的运用，而不必舍正求偏，舍近求远。其次，还要考虑运用审判工作实践中形成的一些对证据认识的成熟的和普遍的观点。当然，对这些观点的运用必须结合成文的证据法则的原则或意旨，还要考虑其科学性的一面。再次，应当运用在司法界和学术界没有争议或争议不大的对证据认识的学理性解释。这些解释的内容十分丰富，有些是对成文的证据法则所作的更深层次的阐释，有些则是引伸开来的解释或见地，我们都可以适当地加以运用。

2、学理证据分类对认证的指导作用。

其作用主要在于对证据证明力的判断，从而在有反证和证据与证据之间存有矛盾的情况下，作为法官对证据采信与否的根据。比如，一般地说，直接证据的证明力大于间接证据，原始证据的证明力大于传来证据等。但这不是绝对的，因为现实生活中的事实是错综复杂的，由此而形成的证据也会错综复杂，加上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和证据规范等方面可能存在的暇疵，因此，也会存在着若干证明力较低的证据形成锁链体系之后，其证明力会大于单个的或少数的证明力较高的证据，从而形成另一种结果的事实认定。对此，应当全面掌握相关知识，并加以具体的结合工作实践的运用，而不能流于形式或偏面追求证据法则和证据理论的局部或某一侧面。

3、举证责任对认证的影响。

举证责任通常是从证据合理应持有者方面进行分配的。因此，对于当事人的主张，原则上应采取“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同时还要考虑到特殊情况下的“举证责任倒置”这个问题。“举证责任倒置”不可不用，也不可滥用，更不能凭着义气情绪而乱用。审判实践中，会有这种情况，即应当由主张一方举证的，却举证不能，或其证据不能应付对方的基本质疑时，有些法官则要求对方对自己的质疑观点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甚至不考虑主张方的证据是否能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的情况，而是要对方举出推翻主张方主张的证据，否则就认为主张方主张成立的情况。这是典型的滥用和错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因此，分清举证据对认证工作意义非常。

三、民事诉讼当庭认证的技巧

1、认证须持综合、全面的观点。

就一个证据在形式上的客观真实性来说，作出相应的认证比较容易，即使证据其受到另一方当事人的质疑和否认，也可运用有关技术手段加之确定。但对于一个证据所证明的内容及其证明力来说，往往不是显而易见的，须得结合其它证据加以分析认定。比如，证人证言，由于该种证据形式所证明的内容极易受主观因素的影响，因此，其证明的内容（事实）是否能够得到采信，在大多数情况下，还须得到其他证据的印证。认定证据其实就是在认定事实，认定事实其实就是在选择适用的法律，选择适用的法律其实就是在决定裁判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认证具有终局性，因此，法官在认证时，特别是在对证据所证明的内容由于该证据本身的性质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时，应当谨慎，须持综合、全面的观点进行。割裂地或孤立地运用认证法则相关理论分析证据并作出相应的事实认定，很容易发生错误。

2、当庭认证的时机把握。

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合议庭对双方无争议的证据及其所证明的事实，可由审判长同合议庭其他成员交换意见后归纳予以确认；对有争议的证据或虽对证据无争议却对证据能够证明的事实有争议的，就不能采用这种方式，应待合议庭评议后再行作出。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对争议观点的评判应是合议庭多数意志的体现，如果不在合议庭评议后作出，而由审判长当庭即时作出，其所反映的只是审判长一个人的意志，不含有合议庭其他人员的意志。对于这种具有判决意义的认证，因其直接影响到判决的主文，应当反映合议庭多数人员意志，故应当在合议庭评议后再作出认证，否则将有悖普通程序由合议庭集体判断的原旨。简易程序中的审判人员在当庭认证前，如果认为证据情况比较复杂，需要少量时间进行考虑的，也可以宣布休庭一定时间（民事诉讼法上并没有反对这么做），对刚才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的证据和对证据的说明进行整理，在综合、全面评判的基础上，再行认证。

3、认证应结合充分的说理。

说理就是运用证据法则规范及其解释、司法实践中形成的理论体系、成熟的学理观点对证据的客观性、证明力、证明的内容加以说明。说理不仅要做到说是，还要说明为什么说是；不仅要做到说不，还要说明为什么说不。说理应避免套话、空话，做到说理充分，使当事人能够深入了解法庭对证据采信与否的明白至了的道理。充分说理、说好理，就要求法官具有相当的证据法则理论素养，而不是机械地照搬照套其他判决的说理内容。每个案件的情况不尽相同，证据以及证据与证据之间的组合（印证）情况也不尽相同，这就要求审判人员结合具体案件的证据情况，适当地适用证据法则及相关理论，对认证的结果加以说明。

4、认证和说理应注意照应。

认证需要说理，说理应针对认证。根据不同的证据类型和具体情况作相应说理时，要注意所阐述的理由是该证据所需的适格的理由，不能发生“张冠李戴”现象，即看起来似乎是说理了，但却不是针对所认定的证据的。同时，说理应当用语简炼，逻辑严谨，不能自相矛盾。对类型相同、情况相似的证据所作的认定，其理由应当保持一致，即适用同等对待的观点进行评判。这也是说理对认证的照应。为使说理能更好地照应认证，审判人员应对证据法则及相关理论了然于胸，深领其意，这样才不会发生证据情况相同，认证结果却不同的情况。对一时不能说明认证理由的，最好不要当庭强行认证，待庭后查阅有关知识后再行认证，并在法律文书中加之阐明，以免发生看似说理却实为不讲理的结果。因此，当庭认证不仅要根据证据的不同情况作出不同处理，也不可因强调当庭认证而勉强为之。

5、对认证后果的照应。

对证据的认定经当庭作出后，原则上不宜更改，但不排除随后发现错误或因其他情况需要更改，因此要作出留有余地的照应，即在不当庭宣判的情况下，向当事人说明当庭对证据所作的认定为初步认定，最终认定以法律文书中的认定为准。当庭认证主要为了当庭宣判，但在目前审判实践中，对法律文书的审批情况仍然存在，审判长、庭长对法律文书的审批又不局限于对文理的审查把关，而是拓展到了对案件的实体处理进行审查，很多时侯会提出不同于主审人的意见并要求主审人照办。这种情况可以理解，因为毕竟存在着“审判长负责制”和“庭长负责制”之类的责任制，他们因从自身的责任考虑，不得不对案件的实体予以审查。这就要求审判人员（一般为适用简易程序的审判人员）在当庭认证时不能把话说死，应留有变通的余地。

四、民事诉讼当庭认证的问题及对策

1、对当庭认证的要求应因人而异。

由于现阶段的审判人员的来源很广泛，在审判业务素质（特别是对法的理性认识水平）上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对当庭认证，不能“一刀切”地要求。最好从实际出发，根据各审判人员具体的业务素质，作不同的要求。较好的办法应当是鼓励审判人员去做，而不是强行要求他们去做。当庭认证是脑力劳动，不是体力劳动，采取硬性规定的办法，很难收到理想的效果，甚至由于流于形式、不得其解的搬弄，得出事与愿违的结果。

2、实事求是地适用程序。根据目前法院审判人员整体的素质状况，过份强调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对当庭认证和当庭宣判没有好处。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当庭认证、当庭宣判对提高审判效率的作用，在确定案件审理程序时，应根据阅卷情况先初步判断难易程度，再交由相应的审判人员和审判组织承办。审理中发现案情复杂了，难度增加了，应及时组成合议庭审理。

3、切实落实审判权到位。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如果将审判权落实到每个审判组织（特别是独任审判庭），将存在着审判人员之间由于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上存在很大差异的难题；如果不放权，改由个人审批，又有违有关法律关于审判组织权限的规定。但既然目前已提出当庭认证和当庭宣判的要求，则应当赋予具体审判组织以切实可行的裁判权限，力避个人审批制度，以免审判人员在当庭作出认证时的后顾心理。

4、加强专门证据法则（法律、法典）的制定。作为以成文法为主的中华法系国家，法官的“自由心证”是受到限制的。因此，作为法官认证依据的证据法则（法律、法典）就当及早被制定和完善，以便统一认证理念和认证标准，更好地维护司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

五、尾述

民事诉讼的当庭认证绝不是审判工作实践中可以与其他因素独立开来的因素。在考虑当庭认证（包括当庭宣判）时，应当根据我们目前的审判工作制度和审判人员的业务能力具体情况作出实事求是的具体的分析，在此基础上作出相应的规定。从发展趋势上看，当庭认证和当庭宣判必将成为未来审判工作的主流，也是符合我国多年审判实践成功经验的。但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第6篇 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问题调研报告

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问题调研报告

刘安成交通肇事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刘安成，男，1978年11月10日生，汉族，初中文化,系个体货运司机。因涉嫌交通肇事罪，于20__年11月10日被逮捕。

被害单位苏州市路灯管理处，全民事业性质，住所地苏州市干将东路870号，法定代表人薛昌。

苏州市沧浪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刘安成犯交通肇事罪向苏州市沧浪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时就被害单位苏州市路灯管理处的经济损失向该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苏州市沧浪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认为：20__年10月28日18时左右，被告人刘安成驾驶挂有伪造的苏e－45348车辆号牌的东风中型自卸货车，由西向东行驶至本市宝带西路友新路口附近时，由于对路面情况判断失误，操作不当，致使汽车右偏驶上绿化隔离带，从而将正在该处推小三轮车的被害人唐大妹撞到，致使唐死亡，同时造成苏州市路灯管理处价值人民币3101.4元的路灯等公共设施损坏，肇事后被告人刘安成逃逸。经苏州市公安交通警察沧浪大队认定，被告人刘安成负该起事故的全部责任。

苏州市沧浪区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了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刘安成的犯罪事实，作出了如下判决：1.被告人刘安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2.被告人刘安成赔偿苏州市路灯管理处人民币3101.4元。

二、主要问题

1．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成立条件；

2．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

3．检察机关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地位。

三、具体论述

1．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成立条件

（1）以刑事诉讼的成立为前提条件。《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由此可见，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的赔偿问题而进行的诉讼活动。这表现为两个方面：从实体上说，这种赔偿是由犯罪行为所引起的；从程序上说，它是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提起的，通常由审判刑事案件的审判组织一并审判，其成立和解决都与刑事诉讼密不可分。

因此，附带民事诉讼必须以刑事诉讼的成立为前提，如果刑事诉讼不成立，附带民事诉讼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被害人就应当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而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此外，如果刑事诉讼程序尚未启动，或者刑事诉讼程序已经结束，被害人也只能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而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2）必须是国家、集体的财产遭受了物质损失。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五条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主体范围包括被害人（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人民检察院。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呢？《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作出了规定，即只有在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时候，检察机关才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在这里用了“可以”而没有用“应当”，可见这个规定还不明确，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作出了进一步的更为明确的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受损的单位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因此，人民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前提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且受损失的单位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当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时，应先由受损失的单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受损失的单位知情后仍不提起的，检察院才有权代表国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从本案的情况分析，由于被告人刘安成交通肇事的犯罪行为，造成了被害单位苏州市路灯管理处（全民事业性质）财产损失人民币3101.4元，苏州市沧浪区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该刑事案件时，发现了这一情况并及时告知被害单位，但被害单位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在这样的情况下，苏州市沧浪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有权在对本案提起公诉时，就被害单位苏州市路灯管理处的财产损失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2、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

（1）是物质损失，不包括精神损失。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从现有的法律规定来看，限定为物质方面的损失，虽然法律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表述，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用的是“物质损失”，同 条第二款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用的是“财产损失”，但可以理解为在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问题上，物质损失、财产损失是同义的，逻辑上属于同一概念。

关于附带民事诉讼应否包括精神赔偿问题，我国法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人主张，附带民事诉讼应包括精神损害方面的赔偿。这是因为，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应受民事实体法律的制约，《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明确规定“公民名誉权受到侵害的，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可见，民事法律对精神损害是给予赔偿的，而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在附带民事诉讼中也应同样适用，因此，附带民事诉讼应包括精神损害方面的赔偿。应该承认，这种观点的有道理的，也代表了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的一般发展趋势。但是，根据现有的法律和有关司法解释，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仍限于因被告人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未包括精神损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精神损失而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2）是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情况比较复杂，因犯罪性质而各有不同。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了物质损失，但被告人并未因此占有或者获得被害人的财物，此类涉及的犯罪行为主要有杀人、伤害、交通肇事、故意毁坏财物等犯罪，另一类是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是由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而造成的，此类涉及的犯罪行为主要有抢劫、盗窃、诈骗、侵占、贪污、挪用等犯罪，对于前一类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物质损失，被害人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请求赔偿，而对后一类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物质损失，只能按照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处理，即应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通过追缴赃款赃物、责令退赔途径解决。对此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作了明确的规定，其中第一条：“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第五条：“ 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追缴、退赔的情况，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 很显然，本案的被告人刘安成交通肇事的犯罪行为造成的路灯等公共设施的毁坏，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所指的物质损失，属于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

（3）是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赔偿的范围应只限于犯罪行为直接造成的物质损失，即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对于间接损失不在赔偿之列，对此法律也有明确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是指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本案中，路灯等公共实施的毁坏是犯罪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失，而为此修复花费的人工等费用是犯罪行为造成的必然损失，均属于赔偿的范围。因此，本案中检察机关在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就公共实施的毁坏损失和由此产生的修复费用一并向法院提出了赔偿请求，法院也依法作出了应予赔偿的判决。

3、检察机关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地位

（1）具有原告的身份。附带民事诉讼实质是民事诉讼，在检察机关没有提起诉讼前，这个诉讼还不存在，检察机关提起诉讼以后，该诉的民事法律关系当事人被动地参加进诉讼关系之中，与检察机关进行诉讼，接受法院的裁断。因此，检察机关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是主动提起诉讼，并以被起诉的当事人作为对方，进行民事诉讼，具有原告的身份。

（2）是诉讼代表，具有特殊的当事人身份。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作为原告起诉的目的不是为了自身的私利，而是代表国家、集体利益进行的诉讼，因而是是国家、集体利益的代表。在检察机关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作为特殊诉讼主体，虽然在程序上也将检察机关称之为当事人，但是由于检察机关没有自己的利益，而只是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代表，这种当事人只是一种程序意义上的当事人，而不是实体意义上的法律关系当事人，不具有民事法律关系当事人的身份。因此，检察机关在行使其作为原告的诉讼权利时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如，不适合调解制度，适用调解制度的前提是当事人有处分权，在实践中当事人在行使这项权利时往往要放弃一部分实体权利，但在附带民事诉讼中，作为当事人一方的检察机关的“意”不是其自身的意志，而是国家或集体的意志，其权利和义务都是特定的，检察机关无权擅自放弃、处分权利。

（3）同时具有法律监督者的身份。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既是原告，也是法律监督者，其主体地位具有双重性，既是诉讼程序的提起者，又是对正在进行的这一诉讼进行监督的法律监督者。因此，检察机关提起诉讼，不是仅仅负担单一的提起诉讼职能，还要在行使诉讼提起的职能之外，对该诉讼进行监督，对在诉讼中发生的违法行为，有权进行监督。